在澳洲上法庭

澳洲開車左行,右拐時需要先開進中央路口,等對面車輛走完再完成右拐。如果對面車一直走不完,就只好等到黃燈時對面車流停下後再右拐。有時對面車流一直走到黃燈最後一秒,你右拐時都已經是紅燈了。但這也是合法的。

但有一次,我跟著前面的車進入中央路口,一直等到紅燈才得以右轉,結果收到一張256澳幣的罰單。我到網上看了照片,第一張是紅燈下我的車在中央路口處於等待狀態,第二張是紅燈下我拐過去了。

我在罰款網站上遞交了一個申訴,清楚敘述了事情經過。過了一個月收到回覆,只字不提原因,只說維持原判。

我給本地警察局和和一個在給政府提供闖紅燈照相機軟件的公司當程序員的朋友打電話,都說我沒有做錯。

在澳洲的所有罰款,被罰者都可以選擇反對,在法庭上由法官裁決。照交罰款的好處是確定性,交完錢就什麼事都沒有了,而開庭後如果法官認定你錯,他的裁決沒有一定之規,他可能是讓你付原來的罰款額,也可能更高(當然只可能是罰款金額的問題,不會有刑責)。所以很少有人決定上庭,尤其是中國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錢免災。

但我從來不放過不公平的事情,不論發生在我身上還是陌生人身上。

於是我寫信要求上庭。

不久收到警方一封信,說原來的罰單被撤回,並通知了三個月後在墨爾本地方法院的開庭日期。

網上開庭那天,我上了網絡會議,發現同時有十來個被告,法官一個一個地詢問。

其中一個是個三十多歲的白人女子,因為開車時用手機被吊銷駕照。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為此事上庭了。她辯解說她患有嚴重的糖尿病,當時醫師給她急電,她必須接。我覺得是編造的,但法官和顏悅色地和她討論舉證的具體細節,最後決定下次開庭時遞交更多證據。

還有一個中東年輕人,一看就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在室外用手機上網,環境噪音干擾很大,聲音圖像又時斷時續,浪費了很多時間。要是有人和我這樣通話,我肯定會說:“這樣沒法交談,等你有條件時咱們再說吧”。但法官卻一遍遍等待他連通後再繼續通話,沒有表現出任何不耐煩。此人以前因為某事被罰款一千,但總說自己沒錢不交罰款。為此已經上庭數次,這次仍然是沒錢。法官依舊是和顏悅色不了了之,下次開庭再說。

因為看到法官如此耐心和善,我放心了。

輪到我時,法官問我宣稱有罪還是沒罪(guilty or not guilty)。我說沒罪,然後就開始解釋事情過程。法官打斷我說:“X先生,這次開庭只看你宣稱有罪無罪。既然你宣稱無罪,下次開庭時才有控辯雙方的辯論。” 他當場指定了二個月後的開庭日期。

在處理前面的一個人時,法官曾經建議被告和指控的警方進行一次友好的通話,看看能不能達成共識。於是我也問法官,我可不可以在下次開庭前和控方通話,法官說當然,給了我一個“法庭警方檢察單位”的叫西蒙的警官的電話。

早知道有這麼個“法庭警方檢察單位”,我第一次開庭前就打電話了。

幾天后我和西蒙警官通話。他的態度裡沒有絲毫敵意、不耐煩或居高臨下的成分。在認真聽我講完過程後,他說給他二天時間,調出我的卷宗看看照片,然後郵件回覆我。

二天後西蒙回了一個很短的郵件:“在第一張照片裡,你的車在第三條白線之後。我們不會撤回指控。”

很明顯,西蒙天天處理這類案件,自然而然地覺得這句話已經解釋清楚了。但我卻一頭霧水。於是我再次打通了西蒙的電話,請他給我解釋一下。

西蒙告訴我,通常汽車在等紅燈時都會停在第一條白線後。前面還有二條白線,一共三條。我當時穿越了頭二條線,但因為前面有一輛車,我無法完全前出,所以變紅燈時,我尚未越過第三條線。法律上我其實尚未進入中央路口,所以我應該原地等待。但我以為我已經進入了中央路口,所以我必須右拐。

既然知道是我的錯,我就立即表示我有罪。但西蒙說事已至此,已經無法撤回,必須開庭。

通話完畢,我給西蒙發了個郵件,簡單重述了事情經過和我以前的誤解,對他幫助我明白這條交通規則表示感謝,對因為我的誤解而給法律系統帶來的額外負擔道歉,並表示開庭時會認罪。

西蒙回道:“好,我通知其他出庭人員你的決定。”

二個月後網上開庭。這次只有二個人。前面的人談了十分鐘,法官讓他下午再來,然後就是我。法官念了案件標題,然後問:“X先生,你是什麼態度?”

我說:“我認罪,如果可以,我想說一下為什麼我第一次開庭時宣稱無罪而現在宣稱有罪。” 我想在解釋完後後好道歉,希望法官不要加重懲罰。

法官友好地說:“警方要先宣讀指控,然後你就可以說了,好嗎?”

西蒙警官宣讀了指控,法官說:“X先生,你可以說了。”

於是我就開始講述我的誤會在哪裡。剛講了20秒,西蒙遞給法官什麼東西,又低聲說了句話,於是我停住了,等待他們說完,法官告訴我繼續時,我再繼續。

法官和西蒙說完了,對我說:“X先生,雖然你有罪而且選擇上庭,我仍然決定免除你的全部罰款。”

接著,他笑對鏡頭,舉起雙手做出手握方向盤的動作,“安全駕駛,X先生。你可以離開了。再見。”

我大為意外,對著鏡頭揮手說:“謝謝您法官,謝謝西蒙!” 我就下線了。

站起身來,我腦子裡第一個念頭是:“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愛澳大利亞!”

我毫無疑問地違反了交通規則。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繳錢,反而選擇上庭。法官的年薪幾十萬澳幣,西蒙的年薪十多萬,二次開庭和之前各方準備各種文件,開庭時佔用法庭,給法律系統造成的損失至少上萬澳幣。

如果法官對有罪的人都免去全部罰款,那麼所有收到罰款的人都會選擇開庭,那麼就沒人再認真遵守交通規則了,而且法律系統必然癱瘓。

那法官為什麼不僅不重罰,反而免去我的全部罰款?

原因有二:

第一,西方文化看重真誠。我開始時要上庭是為了追求公平,一旦認識到自己錯了立即認罪道歉也是為了公平,從始至終沒有任何投機取巧逃脫責任的企圖。這一點受到了西蒙和法官的認可。

第二,西方民主制度能夠屹立不倒的關鍵,就是西方人追求公平,對所有不公平的人、制度和理念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西方民主制度三權分立,法官完全不歸政府管,他們的最重要的、最神聖的職責就是限制政府的權力,當人民的權利收到政府侵犯時,他們要為民伸冤。所以我通過法庭來確保自己權利不受侵蝕的舉動,是西方民主體制下受到鼓勵的舉動。即便是99%的選擇上庭的人都像我這樣最後證明政府是對的,這種在獨立於政府且凌駕於政府之上的法庭上挑戰政府的行為,也是有正面意義的行為。政府一次次在法庭上被挑戰,一次次被迫在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一次次給政府畫出了他們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界線。

所以,在法官眼裡,雖然我的挑戰花費了上萬澳元的費用,但這個費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好鋼用在了刀刃上。

一個貌似平淡無奇的過程。沒有驚心動魄和慷慨激昂。一個像澳洲這樣的優秀的民主社會就是在一個個這樣波瀾不驚的平凡過程中演繹,歷經幾百年而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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