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6日深夜，也門胡塞族武裝向以色列發射了一枚據説是高超音速的彈道導彈，以色列成功攔截，但墜落的導彈毀壞了一個幼兒園。作爲報復，以色列出動空軍轟炸了胡塞族武裝的軍用設施。但此舉并沒有打疼他們。19日胡塞族武裝再次向以色列發射彈道導彈，這次以色列攔截失敗，導彈在半夜擊中首都特拉維夫的一個兒童游樂園，衝擊波造成周圍民居的玻璃粉碎，包括三歲幼童在内的16人受傷。

伊朗的導彈不可能精確到來可以刻意擊中住宅之間的空地而不擊中住宅。所以下次就可能造成重大傷亡。胡塞族武裝越過了以色列的紅綫。

以色列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下面我們計算一下以軍轟炸也門比轟炸加沙難多少倍。

以戰機起飛后几分鐘就到加沙，所以330架戰機都可以用來轟炸加沙，每架每天可以轟炸加沙12次。所以，如果全力以赴，以軍每天可以轟炸加沙：330架 x 12次/天 x 70%出勤率 = 2772架次

以軍轟炸也門需要飛行2000到2500公里，三到四個小時。以軍沒有轟炸機，只有F15，F16，F35三種戰鬥機和加油機。F16是單發動機，載彈量有限，作戰半徑只有550公里，轟炸也門需要進行五到六次空中加油，非常不適合。F35的航程雖然接近F15，但也是單發，而且因爲是隱形戰機，内置彈艙容量有限，也非常不適合。只有F15載彈量11噸，作戰半徑1270公里，但也需要二次空中加油才能轟炸也門。所以每架F15每天只能轟炸也門一次。

所以，以軍每天可以轟炸也門：66架 x 1次/天 x 70%出勤率 = 46架次

胡塞族武裝控制區的面積是加沙的360倍。

46架次 ÷ 2772架次 ÷ 360倍面積 = 0.00005

就是說，以色列空襲也門的能力只有空襲加沙的十萬分之五。空襲加沙的能力是空襲也門的二萬倍。66架 x 2萬倍 = 132萬架，就是説，以色列需要132萬架F15才能對也門保持對加沙一樣的打擊强度！

以軍用射程三千公里的導彈去打塔利班一樣的游擊隊則更是十倍的不划算。

美軍在全世界都有軍事基地，還可以用航母把幾百架戰機運到離轟炸目標足夠近的地方。以色列在國外沒有軍事基地，也沒有航母，造成她對二千公里外的胡塞族武裝鞭長莫及，凸顯了她只是一個地區性軍事强國的事實。

胡塞族武裝和塔利班很像，人命不值錢，死多少都不在乎；控制區高度貧困，沒有任何昂貴的家當，比如重工業、尖端武器研究所、軍艦，以軍一次最多出動30架F15，投下二百噸炸彈。這些炸彈投向高價值的發電廠、研究所、石油提煉厰，可以造成一個國家無法承受的損失，但投向塔利班一樣的胡塞族武裝，就算是炸死了百十個戰士，摧毀了大量伊朗提供的導彈，他們的頭領也毫不在意，反正都是免費提供的，伊朗還會運來新的。普通老百姓照樣放羊種地，沒有影響。

而特拉維夫是一個世界頂尖的現代都市，只要每個月落下一顆導彈，它的投資環境就被徹底摧毀，以色列就會損失慘重。

所以，以色列無法通過空襲來迫使胡賽族武裝停止襲擊。就是因爲胡塞族武裝知道這一點，它才敢在哈馬斯、真主黨被打殘、伊朗被打怕后，一再攻擊以色列。

美以的對策

以色列唯一的能打疼胡塞族武裝的辦法，就是徹底炸毀其控制的三個港口和一個機場，阻絕伊朗向它運輸武器的渠道。但這會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因為國家社會向也門運送人道主義物資就是通過這些機場和港口。除非以色列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樣大打出手會在國際社會引起反彈，美國不大可能批准。

美國雖然實力遠大於以色列，但她當年在阿富汗同樣無法戰勝塔利班。對塔利班一樣的胡塞族武裝，除非下決心大打出手，她也沒有非常有效的辦法。

唯一從根本上解決胡塞族武裝威脅的辦法，就是直接去懲罰它背後的支持者伊朗——美以將所有胡塞族武裝的攻擊都視爲伊朗的攻擊。

正如我在《分析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中所分析，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恐襲徹底改變了以色列的戰略，她不再遵守從二戰結束起的代理人戰爭的國際慣例——代理人惹我了我就去報復代理人，而不去打他後面的大國。通過一年的縝密高超的佈局和行動，以色列逼著伊朗對以色列發起大規模導彈襲擊，對以色列沒有造成任何損失，但給了以色列痛打伊朗的機會。以色列進行了歷時三個小時的空襲，摧毀了伊朗大量的至關重要的軍事設施，伊朗居然沒有再還手；儅伊朗的至關重要的盟友阿薩德政權崩潰時，伊朗連個屁都沒敢放，説明它真被打疼了。就如我文中分析，現在的世界不一樣了，伊朗沒有後臺了，它現在忙於自保，已經沒有去外面惹是生非的心情。

所以，美以施壓伊朗讓胡塞族武裝停止襲擊以色列，應該不是一個難事。如果胡塞族武裝堅持襲擊以色列，伊朗很可能要挨打。

按照西方的軍事戰略，在大規模升級戰爭烈度之前，會給對手一個避免的機會。美以可能會將胡塞族武裝于19日的第二次彈道導彈襲擊作爲送給後者的一個臺階而不做反應。有時對手是個光棍，雖然被打疼了，雖然對最初的挑釁後悔不迭，但死也不肯示弱，一定要還手。於是大國就允許它最後一次還手，而不再做出反應。如果光棍見好就收，爭端就結束了。

所以，美以可能對伊朗、胡塞族武裝發出最後通牒：“對19日這次襲擊我們就不還手了，下次再犯，吃不了兜著走。” 但睚眥必報的以色列也不一定願意忍這次。如果美以決定還擊，那麽19日至今美以的沉寂，就説明他們準備進行的反擊規模很大，需要足夠的準備和協調。

讓我們拭目以待。

上帝保佑中東的文明燈塔以色列和亞洲的文明燈塔台灣。上帝保佑我的祖國澳大利亞。

【注】本文中所引用的歷史和數據大部來自David Brooks的《常春藤大學毀了美國（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

毫無疑問，2024年美國大選揭示了美國社會中一條涇渭分明的裂痕：教育程度高的少數支持民主黨，教育程度低的多數支持共和黨，後者對前者懷有深深的鄙視和敵意。這就是代表後者的共和黨和川普大勝的根本原因。

（華人是個例外——我在澳洲認識的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除一個參加極右組織的人外，都認為川普是個瘋子，而所有高知華人都支持川普。我的《從華人川粉看中國人的劣根性》深入分析了這種現象。本文只討論美國人之間的這種沿教育程度的分裂。）

特權時代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五十年代，進入哈佛大學不需要特別聰明或勤奮，但如果你是個白人，且長相英俊、擅長運動、舉止優雅、氣質悠閒、信奉聖公會，尤其是如果你父親也出於哈佛，則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旦進入校園，學習並不重要，那些專心學習的人被稱為書呆子，被社交圈邊緣化。相反，大家為進入大學裡的精英俱樂部而激烈競爭，比如普林斯頓的Ivy、耶魯的Skull and Bones，和哈佛的Porcellian。這些俱樂部提供的人脈能幫助你進入頂級的律師行、銀行、國務院、甚至白宮。從1901年到1921年，每一位美國總統都來自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那時，作為理想的精英，最重要的是優雅的舉止、審慎的判斷力和領導能力。

常春藤之外的普通大學也不重視成績，競爭很小，比如1940年美國只有5%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只要你高中畢業，付得起學費就行。生源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產階級。

哈佛校長柯南引領的教育體制改革

1933年到1953年任哈佛校長的柯南（Conant）認為這是世襲制度，因為上述的人脈、修養和風度只能來自頂尖的富裕家庭，這是對民主制度的破壞。他認為美國大學的入學標準應該只考慮智力，因為第一，智力是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和社會價值的唯一標準，第二，智力与生俱来，與家庭貧富無關。如果美國大學的入學只考慮學習成績，就會打破富裕階級對大學尤其是常春藤大學的壟斷。

在六十年代，柯南的理想得以實現，其他的美國大學迅速跟進。今天，所有美國大學的首要入學標準都是學習成績。成績達標了，再看其他的品質，成績不夠，直接刷掉。

Brooks說，這個改革適得其反。它不僅沒有消滅美國大學裡的特權，反而加深了特權階級對大學尤其是常春藤大學的壟斷。與改革之前的不同之處是它在特權階級中選擇出來的精英比改革前的特權時代質量更差。這一點我在下文中討論。

在改革前，你想讓孩子進入大學，只要付得起大學的學費。現在，為了讓孩子的成績夠格，你得從學前班起就去好學校，外加各種課外輔導班。據統計，就讀常春藤學校的全部學費大約是三十多萬美元，而父母為了能讓子女進常春藤學校的各種費用可達二百萬美元。

所以，現在進大學的財富門檻比改革前大得多，富人對大學的壟斷比改革前大得多，窮人送自己孩子進大學的難度大得多。

今天，一名來自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的3歲兒童，比起來自收入低於6萬美元的家庭的同齡兒童，參加幼兒園的可能性高出2倍。到了八年級，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學習成績比貧困家庭的孩子高出四年。在申請大學時，來自年收入超過12萬美元家庭的學生，其SAT分數比收入7至9萬美元家庭的學生高出171分，比收入低於5.6萬美元家庭的學生高出265分。貧富家庭之間的教育水平的差距已超過了1954年種族隔離政策開始被取消前美國白人、黑人之間的差距。來自最富裕的1%的家庭的孩子去常春藤學校的可能性比那些收入在三萬美元以下的家庭的孩子大77倍，精英大學從這1%的富人中招收的學生比從倒數60%的人口中招收的還多。

教育程度的差距觸目驚心，其造成的後果同樣觸目驚心：

大學學歷者一生的收入比高中學歷者高出100萬美元，平均壽命長8年。前者中肥胖比例27%，後者35%。高中學歷者結婚的可能性更低，女性在婚後10年內離婚的可能性是大學學歷女性的兩倍，她們60%的生育是婚外生育，是大學學歷女性的5倍。高中學歷者吸毒的死亡率是大學學歷者的10倍。25%高中學歷或以下的人表示，他們沒有親密朋友，而這一比例在大學學歷以上的人中僅為10%。高中學歷者花在公共場所、愛好小組和運動聯盟的時間更少，在家招待朋友和家人的可能性也較低。

現在美國的階級隔離比1954年前更甚，當年的隔離憑膚色，現在則是按財富。底層向上層的流動性更小。過去，諸如Elks Lodge、Kiwanis Clud之類的社團組織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和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混合交往的場合；改革開始後不久，高等學曆者開始離開這些社團，加入了只有高等學曆者的組織，比如Sierra Club、 ACLU。

因為成績至上，學校按學習成績和潛力對學生分別對待，那些大多數來自貧窮家庭的、被學校認定“沒希望”的孩子們在9到10歲時就已經知道：自己是社會的棄兒，註定一生貧困。所以，這個絕望的美國多數人群產生了對高等學曆階層的反感和蔑視。這就是為什麼民主黨越是抨擊川普是品格惡劣的罪犯，他們就越支持他。這是他們唯一報復反擊的方法。他們對精英階層說：

“我們分不到你們的蛋糕，但我們可以選一個人來砸爛它！“

這種反精英情緒不僅在美國幫助川普上台，也幫助了土耳其的厄爾多安、匈牙利的奧爾班和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成為獨裁者。再早些，俄國的列寧和中國的孫文、毛都是藉著同樣的憤怒奪權的。

在社會轉型期間，總會有大量的人受到衝擊，即使精英階層無比英明，無比無私，無比鞠躬盡瘁，也不可能避免轉型帶來的衝擊和陣痛。精英階層有財力，能夠平安度過這個多事之秋，但底層相對貧窮的百姓要吃很多苦。

於是，一定有人跳出來說這都是精英階層的邪惡導致的，許諾要打碎一切舊世界，迎來彩虹滿天的新天地。但列寧、毛、厄爾多安、奧爾班、馬杜羅都讓那些憤怒的底層百姓更加苦難，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為他們是衝進瓷器店的大象，他們不可能比精英們還懂經濟，更知道妥協和權衡，他們只想著奪權和集權。於是經濟和人權加速下滑，吃虧最大的仍然是底層的百姓。

川普也不會例外。

催生社會分裂的黃金比例

在1940年，高等學歷者的平均收入是$2300，高中畢業者的年收入只有$1000，前者是後者的2.3倍。而在2022年，前者收入平均七萬美元，後者四萬美元，前者僅是後者的1.8倍。當年這二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今天大得多，為什麼當年這二個階層之間就沒有今天的鴻溝呢？

因為那時高等學歷者只占人口的5%。

美國的文化根源於英國。在英國發生光榮革命的1688年，貴族和依附他們的富人階層佔人口的3%，和1940年美國的高等學曆者差不多。自古就有國王貴族，普通人對這個極少數的、高高在上的、與自己毫無交集的統治階層並沒有天生的反感。在1940年的美國，95%的美國人是相當平等的。那時美國製造業全球一枝獨秀，工廠裡沒有計算機、集成電路、機器人，高中學曆的人足夠了。所以，不論是工廠裡的工人還是鄉村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都令世界稱羨。

而今天，各行各業都在向高科技、高信息化的方向飛速發展，所有重要崗位都需要高等學曆，高等學歷者已經佔到了人口的38%。這些人把持了社會的所有高收入機會，下面的62%的低教育階層向上流動的難度越來越大。這個沉重的大山壓在他們身上，感覺和白金漢宮裡的用來崇拜的王公貴族們完全不一樣。

38%的上層。這是一個催生社會分裂和反智的民粹主義的黃金比例。

再少一些，比如1980年的20%，底層的老百姓就不會有被他們壓得喘不過氣的感覺。

再多一些，高等學歷者就成了社會的多數。那時，低學曆者就無法左右政局，他們會像汽車出現後的馬車夫一樣，乖乖地被慢慢吸收和同化。

38%，這就是川普得勢的數字。

未來的美國社會趨勢

主導美國社會未來走向的有二個趨勢。

第一：短、中期

人類科技發展的曲線不是線性的，而是一個不斷加速的指數過程：

因為各行各業對精深知識的需求越來越大，高等學曆者占社會的比例一定會越來越大。從1940年起，這個比例一直保持在每20年增加10%的速度。隨著科技水平的指數級上升，這個增加的速度只可能加速，不可能減速。就算速度不變，20年之後，美國高等學曆者就達到一半了。那時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者就不會再有奪權的可能性了。

所以，如果川普、共和黨足夠邪惡，你一定會看見他們反高等教育的動機。

第二：長期

Brooks在他的文章中證明，學習成績只反映了一個人綜合能力的一小部分，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在柯南的教育改革前的所謂特權時代，哈佛所倡導的在挑戰和攻擊前的定力（表現就是舉止優雅、氣質悠閒）、親和力、凝聚力和領導能力才是一個人最寶貴的品質。

所以，那時的美國領袖們實施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全面社會改革（Progressive movement）和讓美國擺脫大蕭條進入空前繁榮的一攬子措施（the New Deal），打贏了二戰，推行了馬歇爾計劃，建立了北約，開啟了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全球和平新秩序。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觀察說，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智力是二流的，他在今天不可能進入哈佛，但他有一流的定力、親和力、凝聚力和領導能力，後者讓他成為林肯之後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在教育改革後，美國在朝鮮受到挫敗，在越南和阿富汗陷入泥沼，在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戰爭中債台高築，精英階層在社交媒體的興起後完全喪失了話語權。

所以，Brooks所倡導的改革，就是取消柯南的唯重分數的教育改革，讓學習成績重新變得不重要，讓學校更關註於發現和培養學生的真正寶貴的品格。

AI此時已經能夠高分通過哈佛的律師資格考試、註冊會計師考試、醫學院考試。十年甚至五年之後，人們會慢慢明白，逼著家長們花一二百萬美元、孩子們花二十年時間的血淚，去追求門門功課99.95完全沒必要，因為一個從三流大學以門門60分的成績畢業的工程師和一個從普林斯頓以門門99.95分的成績畢業的工程師都會用同樣的AI去設計電路，他們設計出來的電路都一樣的好，但如果前者有凝聚力和領導能力，而後者孤傲自滿（常春藤畢業生有這個趨勢），那麼前者對企業的價值比後者大。

於是，學校自然就不再過度關注學習成績，而更關注發現和培養那些真正寶貴的品質。於是，一個貧窮家庭的孩子只要天生聰明，又具備那些品質，不需要燒錢百萬追求99.95的分數，就可能被大學甚至常春藤大學錄取。

這會導致美國社會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扁平化，現在的涇渭分明的階級分化和對立都會消失。

我在《AI in 100 years is a matter of philosophy》一文中就預言AI會消滅貧富分化，這就是原因之一。

阿薩德政權倒台後，以色列的做法非常出人意料。

沙姆解放組織（沙解）的淵源是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但從2017年起，就作出了實質性的努力與後者劃清界限，最近又一再表示他們的溫和、包容的立場。按照常理，此時美國和以色列應該對它伸出橄欖枝才對。但此時以色列卻對敘利亞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空襲和海軍進攻，目標是使其降級到塔利班的水平，完全失去進行一場現代戰爭的能力。同時，以色列陸軍也越過了以往的實際控制線。

如果以色列沒有事先和沙解達成共識，這種做法只可能將其推到自己的對立面，成為自己的永遠的死敵。這是愚蠻的伊斯蘭國和固執自大的政治素人尹錫悅的做法，不是老謀深算的猶太人的做法。

就算以色列忽然集體失智發瘋，美國也不會同意。

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一，到目前為止，沙解和其他叛軍對以色列這樣史無前例的海陸空進攻沒有發出任何抗議和威脅報復。

第二，阿薩德政權崩潰、大馬士革陷落只在二天前，內戰再起也只有二週的時間，以色列發起這種大規模海陸空協同進攻至少需要花六個月的時間準備。

第三，阿薩德、俄國、伊朗對沙解和其他叛軍發起的這場全面進攻毫無準備。這場大反攻需要至少一年的準備，包括訓練軍隊、儲存物資、事先協調各派的行動。這麼多的派別協同行動，卻沒有走漏風聲，實在是情報工作上的奇跡。很難想象，沒有CIA、摩薩德這樣的老牌情報機構的指導和協助，一群互不隸屬的叛軍能做得這麼漂亮。

色列在死敵伊朗、真主黨內部都有無數線人，叛軍這次行動她肯定早就知道。既然早就知道，而且這是對自己死敵伊朗的沉重打擊（見《阿薩德：邪惡軸心倒下的第一張骨牌》），以色列絕不可能一直置身事外袖手旁觀，因為這是她影響阿薩德以後的敘利亞政局， 使其對自己盡量有利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所以，她很可能早就向沙解伸出了橄欖枝，提供各種情報、資金、武器的幫助。很可能這就是後者勢如破竹的原因之一。雙方達成的共識可能就包括了以色列現在正在進行的海陸空行動。

Last Saturday, at a Christmas party of my Chinese church, I happened to be chatting with two young men in their late thirties or early forties, who migrated to Australia from China some twenty years ago and were both working as IT professionals. The conversation somehow veered into the Ukraine war, and I was stunned to hear that they were both staunch supporters of Russia.

They kept repeating the lines of CCP propaganda: that the US was a robber who went everywhere to commit robberies, that it deliberately provoked Russia, who had every right to invade Ukraine in self-defence, and that the US wanted the war so it could sell its weapons. I kept using facts to prove these accusations wrong and kept asking them to provide facts to back their claims. Every time I responded to one accusation, they immediately moved on to another. It was like guerrilla warfare — every time they attacked one target, I committed to the battle, only to find them disappearing to attack another.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the reason they could not defend any of their accusations, yet kept accusing, was that deep down they had one fundamental conviction, which they knew was indefensible, but they believed strongly:

If they were stronger than you, you must submit; otherwise, they had every right to invade and slaughter you.

These two young men are the nicest in our cell group apart from the group leader couple. They show up an hour earlier every Sunday to get everything ready for the worship and operate the slides during the service. They do the dishwashing and clean up after the service. They are very gentle and humble, always eager to help others. They had helped me many times, whenever I ask, they are always there. They are absolutely the nicest kind of human beings by the standard of every culture. If they rank ten in nicety, I don’t even reach five.

And yet, they support Russia’s genocidal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y will undoubtedly support China’s invasion of Taiwan, and, if the Taiwanese resist, any brutal act by the invasion force on them.

Even the nicest mainland Chinese have the same conviction— the Rule Of The Jungle. That was all they could absorb, when they grew up in China, from the soil deliberately and completely poison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f the nicest well-educated young Chinese who have lived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for twenty years are like that, what can we expect of the 1.4 billion Chinese living in China?

The headwind we the West are facing does not come from CCP alone. It comes from the 1.4 billion Chinese.

（注意：我所謂“中國人”是來自大陸的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前天晚上我參加了我們教會的聖誕聚餐。有段時間碰巧和兩位年輕人坐在一起。他們大約三十或四十歲出頭，大約二十年前從中國移民到澳大利亞，目前都在IT 行業工作。

談話不知怎地轉到了俄烏戰爭的話題，我震驚地發現，他們竟然都堅定地支持俄國。

他們不停地重複中共的宣傳內容，比如美國是四處掠奪的強盜，故意挑釁俄羅斯，而俄羅斯有權為了自衛入侵烏克蘭；美國希望戰爭持續，好賣售武器。我不斷用事實反駁這些指控，問他們指控後面的事實是什麼。然而，每當我反駁一項指控，他們不會應戰，而是立刻發出另一項指控，就像一場游擊戰 — 每次他們攻擊一個目標，我應戰，卻發現他們已經消失，又轉去攻擊另一個目標。

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想狀態：他們不會獨立思考，無法有理有據地辯論，只會重複中共的宣傳。

對我來說，很明顯，他們無法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但卻不停地攻擊，因為他們內心深處有一個根本信念，他們知道這個信念是無法拿出來見光的，但他們又堅信它。這個信念就是：

如果他們比你強大，你就必須屈服，否則他們就有權入侵並屠殺你。

除了組長夫婦，這兩位年輕人是我們小組中最善良的人。他們都話不多，只是默默奉獻，每週日都會提早一個小時到教會，準備崇拜所需的一切，並在崇拜期間操作幻燈片，崇拜結束後默默地清洗碗盤打掃場地。他們非常溫和謙遜，隨時願意幫助任何人，也幫過我無數次，隨叫隨到，不期待回報。按照任何文化的標準來看，他們絕對是最善良的人。如果他們是十分，我五分都不夠。

然而，他們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種族滅絕式入侵，他們毫無疑問也會支持中國入侵台灣。如果台灣人民敢於抵抗，他們肯定會支持侵略軍對他們的所有暴行。

即使是最善良的中國人，也相信叢林法則，因為，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這是他們從被中共毒化的土壤中所唯一能吸收的東西。

所以，西方的“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的說法何其天真幼稚。如果這些移民到了優秀民主國家二十年的最善良的高知年輕人都這樣，生活在大陸的人呢？

是的，民主世界面對的不只是中共，而是十多億中國人。

今天，敘利亞的叛軍占領首都大馬士革，統治了敘利亞五十多年的阿薩德政權幾乎沒有反抗就瞬間土崩瓦解，敘利亞士兵換上平民服裝作鳥獸散。

這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一場宏大的史詩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阿薩德光速倒臺的四個原因

第一：阿薩德多年的殘暴統治不得人心，沒人願為他流血。

第二：俄國無力幫助。2011年至2020年的第一次敘利亞内戰是俄軍全力以赴幫阿薩德打贏的。現在，俄國軍力在烏克蘭消耗殆盡、經濟在西方制裁下一蹶不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成為賤民、蛻變為三流國家。在2023年3月的《揭示此時中、美、俄、烏的戰略考量》一文中我就預言了這個結果。所以俄國無力再像四年前那樣大打出手。

第三，伊朗被以色列打老實了。在今年4月的《以色列為什麼擊殺伊朗將軍？》中我說，以色列不再容忍伊朗指使馬仔攻擊自己，她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朗，伊朗要麽被打爛，要麽改弦更張。隨後的以色列對伊朗的大規模空襲把伊朗打疼打怕了，難以預料的川普的上臺讓伊朗更加忌憚，不敢生事。

第四，真主黨被以色列打殘廢了。

俄國、伊朗、真主黨是阿薩德的三個軍事後臺，同時失去三個後臺，他怎能不崩潰呢？

沙姆解放組織

攻陷大馬士革的沙姆解放組織（簡稱HTS）於2017年由「征服沙姆陣線」（前稱「努斯拉陣線」）與其他反政府武裝合併而成，是伊斯蘭主義者和西方認定的恐怖組織。領導人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曾是努斯拉陣線的首腦，曾在伊拉克抗美，現在仍然背著美國百萬美元的懸賞。

2017年合併後，該組織與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劃清了界線，清除了組織內親二者的團體。在最近接連占領大城市後，他們一再昭告天下，說自己是溫和、包容的政權，基督徒可以自由崇拜。

雖然它努力向世人展示自己溫和的態度，但西方對它在奪取政權後會不會像塔利班那樣食言進行苛嚴的統治，甚至支持或進行恐怖主義仍然沒有信心。

我認為，下面HTS能否組織起一個穩定的政府，避免各方叛軍之間陷入內戰，還是一個未知數。一旦內戰爆發，情況就複雜了，伊朗肯定會向各方伸出援手，肯定有一方願意接受這種幫助，那麼新的一個真主黨就成型了。所以，一旦內戰爆發，為了防止伊朗培育新的馬仔，以色列必定深度介入。

如果HTS能夠組建穩定的政權，一定不會是一個積極反美反以的政權。埃及、約旦、沙特、阿聯酋、卡塔爾都因為和美以關係正常化而獲得安全保障和金援，變得穩定富足，人心思定是中東的大趨勢，只有邪惡的伊朗在四處搧風點火，並為此遭到痛打。HTS絕不可能放著這條康莊大道不走，偏偏要走伊朗、真主黨、哈馬斯這條死路。

只要它不反美反以輸出恐怖主義，它在國內讓不讓婦女上學穿裙子，世界沒那麼關切。

中共的霉運

王毅將巴勒斯坦所有派別召集到北京宣佈支持。

不久，大合影上只有王毅一人還在世上。

中共又邀請敘利亞屠夫阿薩德訪華，並為他打開杭州靈隱寺的正門。杭州靈隱寺正門常年不開放，自古以來僅有皇帝到訪時才開。

一年后，阿薩德倒臺。

這個霉運，劇毒無比，千年靈隱都壓不住，誰來誰死。

不知以後還有沒有邪惡軸心敢來？

爲什麽說這不是一個孤立事件？

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恐襲以色列的那天，我在《以色列處於戰爭狀態》一文中說：

“二戰之後，邪惡的勢力受到重創，暫時披上羊皮，混入和平的主流。他們裝扮成和我們一樣的守法公民，但在他們的心裡，與和平世界格格不入的仇恨、貪慾和嗜血的衝動卻越來越壓抑不住。他們知道，一旦他們的內心曝于陽光之下，他們必不容于主流，他們永遠也無法融入公平祥和的世界秩序，他們早晚要撕掉面具，露出猙獰的獠牙，開始燒殺搶劫。第一個壓抑不住的是俄國，此後，其他的狼們躍躍欲試。哈馬斯是第二個，北韓、賽爾維亞可能是第三、第四個。中共會緊跟。”

正是因爲這場大反撲，俄國、伊朗、真主黨才元氣大傷，阿薩德政權才會光速崩潰。

俄國的降級是邪惡軸心在這場大反撲中的第一個挫敗；伊朗、哈馬斯、真主黨被以色列打殘是邪惡軸心的第二個挫敗；今天阿薩德的倒臺是第三個，但不會是最後一個。

邪惡軸心更多的挫敗還在後面

俄國蛻變為三流國家的過程還沒完。它的勢力將很快會被逐出非洲。這些在國外的挫敗會加劇普京、他的寡頭們和老百姓的失敗感，這可能使他們更想在烏克蘭求和。這將是阿薩德倒臺的最大的短期後果。

阿薩德政權是伊朗中東戰略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才會不斷聽到以色列戰機摧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運進敘利亞的武器儲存処，炸死其指揮官的新聞。現在，阿薩德倒臺了。伊朗花幾十年培植的用來護身的强大的真主黨武裝也不復存在。俄國連阿薩德都幫不了，自然也幫不了伊朗。中共從來都不會為落難的朋友兩肋插刀。這個神棍政權和阿薩德的政權一樣殘忍和不得人心，一旦出現强大的衝擊，士兵換上平民服裝作鳥獸散的情況肯定會發生。

所以，伊朗現在空前的脆弱無助。神棍們現在肯定在瑟瑟發抖。

在它們眼裏，核武器是唯一的護身符，所以它們一定會把更多的財力、精力投入核武的研發。這會導致人民生活更加艱難，讓美以更相信必須要摧毀伊朗。這就可能產生前面所説的觸發伊朗雪崩的”强大的衝擊“。

伊朗的倒臺將是阿薩德倒臺的最大的中期後果。

一旦伊朗倒塌，中東就迎來歷史上第一次的永久和平。以色列在中東會承擔起美國在世界上承擔的角色：在體制上是中東各國人民期待的民主範本，在經濟上成爲中東脫貧致富的火車頭，在安全上成爲維護中東治安的警察。

一旦美國從中東脫身，烏戰也結束了，美國就可以騰出全力對付中國。那時，川普的關稅戰和封鎖已經進一步削弱了本來就已經千瘡百孔的中國經濟，老百姓的憤怒已經失控，中共唯一的希望就是挑起臺海衝突以轉移國内的矛盾。於是，美國在一個下午以零或接近零的傷亡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渡海艦隊和空軍（具體過程見《預言台海之戰全過程》和《中美軍力差距出乎你的想象》），於是，同樣的雪崩就在中國發生。

一旦中共倒臺，就算金三胖還沒有被老百姓煮了吃掉，他被投入這口滾水大鍋的慶典也會進入倒計時。

這才是21世紀這部宏大史詩的結局。它以邪惡軸心在全世界各處發起的大反撲開始，以邪惡軸心的覆滅告終。

從此，世界上再無民主、專制孰好孰坏之爭，專制體制將像奴隸制一樣徹底走入歷史。世界大同，AI引領的第二次全球化開始，人類生活水平會迎來從未經歷過的飛躍。

你我或許能活到這一天。

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關閉議會、媒體，等於發動政變，幾小時後即失敗，被自己的執政黨譴責，幕僚全部辭職，身敗名裂。

全世界大惑不解，為什麼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的總統會做出這麼非理性的自殺舉動。具體原因媒體都有報導，主要是反對黨在議會占多數，對他處處掣肘，感到忍無可忍，再加上他性格倔強，自視甚高，又缺少政治經驗，所以才有此舉。

但媒體沒有明確指出的深層原因，是反對黨對北韓更為友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經被北韓滲透，而親美、反北韓的尹錫悅實際上是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在宣布戒嚴時給出的理由是反對黨是北韓的代理人，雖然在外界看來完全是笑話，但他是真心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他的囈想。所以，他覺得他的所作所為是愛國的、高尚的，他相信會得到各界的響應和支持。所以他才敢這麼大膽。

那麼，他這樣做對嗎？

完全錯誤。

民主有無數的缺點，但它是lesser evil，即壞處最小的。任何一個想靠專制來解決民主的缺點的人，一旦上台，必然將注意力從要解決的問題上轉移到進一步集權上。“我必須先有足夠大的權力，才能解決問題。” 但他越集權，反對的力量越大，他越缺乏安全感，越需要進一步集權，反對的力量越大。習近平上台後就一直在這個惡性循環之中，直至今日。

所以，不論面對何種挑戰，不論民主制度在應對這個挑戰時多麼無力，我們都不能走上顛覆民主制度這條路。

有知識和眼界的人都知道，目的固然重要，達到目的所用的手段同樣重要。比方說你把北韓人民從金家的殘暴統治中解放出來了。如果你讓三胖和手下的幹將都經過完善的司法起訴，證據不足的就無罪，那麼你就開啟了法律高於權力的新時代。如果你不經司法步驟就把他們全部槍斃，那麼你的新政府和金家的就沒有區別，他們的血就會沾在你和你的新政府身上，成為你們永遠的詛咒。

尹錫悅發動政變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認為，為了達到他眼裡高尚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這也是為什麼川普的支持者們因為他的口號合自己的意，就不在乎他的1月6日的政變。

只要一個民族這樣想，他們就永遠不會有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專制暴政會像一隻惡狼，永遠在門外徘徊，雖然可能衝進來。

但萬幸的是，幾天前，韓國人民戰勝了獨裁者。未來的想做獨裁者的野心家會因為這個前車之鑒而膽寒。

所以，韓國人民剛剛在歷史上向前邁了一大步。

相比之下，一個月前，美國人民剛剛向後退了一大步。不論川普的政策怎樣，就算四年後我們知道他作出了超越富蘭克林·羅斯福十倍的成就，都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美國人民認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給了以後的政治家一個完全相反的前車之鑒：只要你會煽動，你可以拒絕承認大選結果，你可以發動政變，你可以嫖娼，你可以偽造法律文件，一切都沒關係。

就如我所一再哀悼的，美國永遠不再是過去的美國。

前言

我不僅是一個政評人，還是一個軍事博主。我和其他軍事博主之間有根本的區別。他們只知道各種武器的具體性能參數，但不知道某種武器在一場全面戰爭的交響樂中和其他的武器如何配合，起到什麼作用。這需要吃透近現代戰爭史，吃透各種武器在不同年代所起到的作用，而這恰恰是我的專長。

我的代表性的軍事文章包括《坦克的未來》、《中國海軍的自殺性擴張》、《中美軍力差距出乎你的想象》、《預言台海之戰全過程》。這些內容你不論在中英文的世界媒體上都看不到。

為什麼需要戰鬥機

導彈出現之前

50年代後期導彈出現之前，擊落敵機的唯一手段就是飛到敵機後方，將自己的戰機的中軸線對準敵機，然後開炮。雙方戰機都試圖這樣做，所以誰的戰機機動性強，誰就有優勢。這就需要整個戰機專門為加速快、轉彎半徑小、操縱靈活而設計。

轟炸機因為要掛載沉重的炸彈，尺寸比戰鬥機大得多，機動性比戰機差得遠，不可能當戰鬥機來用。

因為戰鬥機的機動性，它最可能逃脫敵人戰鬥機的獵殺，所以經常被改裝為偵察機。

導彈出現後、隱形技術出現前

空空導彈出現後，雖然遠距離擊落敵機成為可能，但導彈的成功率並不高。雙方都能在雷達上看見對方的位置，相向而行，最終總是要進入近距離狗斗的。所以仍然需要專注於機動性的戰鬥機。

轟炸機的噸位、航程越來越大，但性質沒有變，仍然龐大、笨重、低速，不可能當戰鬥機來用。

為了躲避地空導彈，美軍的偵察機開始向高空、高速發展。

單獨向高空發展的是U2“黑寡婦”偵察機：

現役的U2S可以飛到24000米高，航程達10000公里。為了能飛這麼高、這麼遠，在減重上採用了極端手段，比如

1. 機艙不加壓，飛行員穿宇航服，
2. 翼展長達31米，
3. 像自行車一樣前後各只有一隻輪子，兩側機翼上的輪子在起飛後就丟棄，降落時機翼直接蹭在地上，所以觸地部位採用耐磨材料。

然而，即便是在24000米的高度，仍然無法跳脫中俄的大型地空導彈，所以它無法深入其領空。它的機動性極差，自然不可能當戰鬥機來用。

1964年服役、1998年退役的SR71“黑鳥”偵察機則代表了美國的科技前沿：

它可以在三萬米高空以三倍音速飛行。曾經有美國機場的塔台收到不明飛行器的飛行員的通話：

“請求使用21000米高度。”

“別開玩笑，你升不到這個高度。“ 塔台回答。

“我不是升，我是降到這個高度。” SR71的飛行員回答。

SR71進出中俄領空無數次，中俄對它發射了數千枚導彈，但從未被擊落。它的單價達到3億美元，每小時飛行成本高達30萬美元。相比之下，隱形戰機F35的單價只有8500萬美元，每小時飛行成本只有三萬美元。歷史上一共只生產了32架SR71，最高峰時只有20架同時服役。所以它也不可能當戰鬥機來用。

所以，那個時代仍然需要專門的戰鬥機。

現在的趨勢

現在，由於美軍隱形技術、超高音速引擎技術的發展，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

首先，美軍的隱形技術傲視全球。B2幽靈轟炸機的翼展53米，空重72噸，隱形戰機F35的翼展只有11米，空重只有13噸，但B2的雷達反射面積比F35的還小，而中俄的“隱形”戰機殲20和蘇57的雷達反射比B2的大幾百倍。剛剛服役的B21轟炸機的反射面積更小，價格只有B2（20億美元）的四分之一，美軍打算採購200架。

因為中俄的地基雷達和機載雷達都不可能發現B21，美軍的空空導彈如AIM-260的射程、殺傷概率又很高，所以，B21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承擔起戰鬥機的任務，發射空空導彈擊落中俄的戰鬥機、轟炸機、預警機、加油機等等。即使頭二撥導彈沒有全部擊落敵機，B21仍可以避開敵機的飛行軌跡，與其保持距離，不斷在暗處發射導彈，直至將敵機全部擊落。所以，它永遠不需要近距離狗斗，所以，它不需要戰鬥機的氣動外形和機動能力。

假設B21携帶的導彈一半是遠距AIM-260，一半是近距AIM-9，那麼一架載彈量13.6噸的B21可以携帶120枚空空導彈，可以將中國一大半的最先進的戰機歸零。所以它的毀滅性是F35、F22無法比擬的。

所以，美軍正在考慮讓B21隱形轟炸機充當戰鬥機的角色。

美軍替代SR71黑鳥的新一代超高音速偵察機雖然仍然是絕密，但幾乎肯定存在，而且很可能已經服役，大家叫它SR72。外界沒有它的照片，但《壯志凌雲2》裡面出現的“黑星”的形象很有意思，因為它不是電影製片者繪製的，而是生產SR72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所提供的：

美軍現在掌握的超高音速發動機技術，比研製SR71的五六十年代先進、成熟得太多，所以，SR72的速度肯定可以達到音速的7倍甚至10倍以上，而且單價比SR71便宜得多，在一億美元以下，美軍有能力採購上百架。由於超高速飛行時飛機表面的高溫，它可能無法完全採用隱形戰機如B2、B21、F35、F22的隱身塗料，但它的為了超高速飛行所採取的造型，同樣會起到降低雷達反射的效果，當年的SR71就讓美軍的F15、F16都無法發現。現在的SR72比前者小，又可以使用隱身塗料之外的各種成熟的隱身技術，落後美軍雷達技術幾代的中俄的雷達幾乎肯定發現不了它。

再說，有7到10倍音速的速度，是否隱形根本不重要，因為俄軍最先進的S400防空導彈的速度只有4倍音速。要擊落速度達到10倍音速的SR72，導彈的速度必須能達到20甚至30倍音速。SR72橫穿中國只需要24分鐘，等雷達發現、導彈發射時，它已經飛到頭頂了；導彈加速、爬升到SR72的高度時，後者已經飛出一千多公里了，導彈必須能在幾分鐘內趕上它。不要說中俄，就是美國也可能永遠無法研製出20倍、30倍音速的飛行器。就是能研製出來，在這個速度，導彈根本無法機動。

所以，SR72永遠不會被擊落。

所以，美軍正在考慮讓SR72掛上空空導彈，承擔起戰鬥機的角色。

最近，美軍決定暫停第六代戰艦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NGAD)的研製。我在《中美軍力差距出乎你的想象》中介紹了這款未來的戰機。下圖是業界最廣泛接受的、根據NGAD採用的技術進行的猜測：

暫停研製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他未來的機種可以承擔戰鬥機的任務。另一個原因是現役的F35比中俄的殲20、蘇57先進太多，所以美軍對單價格可能達到3億美元的NGAD的需求不迫切。

美軍這種模糊機種界限的能力，是其航空技術在整個頻譜上處處出類拔萃的自然結果。中俄在幾十年內都不可能這樣做。就如我在《中美軍力差距出乎你的想象》、《預言台海之戰全過程》中所說，他們和美軍的差距越來越大，台海之戰將是一場重機槍對長矛的大屠殺。

— My letter to my representative in Australian parliament

Dear XXXX,

I am writing to you to urge Australia and her allies like America to prepare an effective and targeted strategy for the day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avoid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as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 we allowed and even helped a much worse dictator, Putin, to fill the void.

I will reveal two crucial aspects of present-day Chinese mentality that westerners like you don’t know, which are so crucial in formulating our strategy.

Poisoning the Soil

Timothy Naftali, a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as a commentator in Netflix’s history series Turning Point. In episode 2, “Poisoning the Soil," on Stalin’s impact on Russia, he said:

“If you imagine the Earth, Stalin didn’t just kill the leaves, or the flowers, or the trees, or the first layer of Earth. He went really deep down. He ripped out the roots. A lot of them. I don’t think that any Russian ruler was as genocidal towards his own people as Stalin had been. He really went into the soil. And then poured incredibly poisonous stuff, really toxic material, into the soil to make sure that whatever he produced would b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before.“

Consequently, today’s Russia largely rallies around a depraved dictator and mass-murderer. It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Dmitri Shostakovich and Leo Tolstoy’s Russia.

What the CCP has done to China, which they are doubling down on with all the new technologies, is many times more thorough than what Stalin did to Russia.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the CCP took over, Chinese people sincerely believed and practiced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仁義禮智信, which are Kindness, Righteousness, Etiquette, Wisdom, and Faith. That was why, after the backward and staid Qing Dynasty collapsed in 1911, hundreds of brilliant and immortal educators, writers, philosophers, politicians, and engineers erupted in Chinese society. They had a commonality: they all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advancing the greater good, with little interest in their personal gains.

The fingers of my right hand are superfluous to count such immortal giants after the CCP took over. After the death of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Xiaobo Liu, I would argue that this breed has gone completely extinct.

I will give you three examples that happened to me.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her life, my grandma needed more and more care. Her niece Ming and his wife came from a remote rural region to take care of her. They did such a great job that the municipal council presented them with an award. I have four uncles, all well-educated elites. The poorest one owns a number of million-dollar apartments in Beijing, while the most well-off one is worth a few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Due to the sacrifice of the Mings, they didn’t need to spend any time taking care of their mother. However, as soon as she died, they kicked the Mings out of grandma’s home, refusing to pay them a cent. Seeing such outrageous treatment of the Mings, I advocated for them and demanded that they be treated equally as one of the children of my grandma when dividing the roughly $1 million inheritance she left.

Because of this, my uncles kindly asked my dad:

“XXX (me) wasn’t this irrational and crazy before he went abroad. What happened to him? Has he experienced traumas in Australia? He needs help."

My childhood best friend lived in China. He is also a university-educated elite working as a mid-level manager in a large business. I found him drifting away from m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fter repeatedly grilling him, I realized why.

In one of the visits I made back to Beijing, I told him that, during the period when Chinese baby formulas were found to contain poisonous chemicals and Chinese migrants in Australia emptied supermarket shelves of baby formula to send to China, a close friend of mine, also a Chinese migrant, could not find formula for her baby, and it made her postpartum anxiety much worse. I thus wrote to my MP and suggested putting a quota on people buying baby formula to ship overseas. The MP then discussed this with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old me the result. I told this friend because I wanted to show him that every Australian citizen’s opinion counts.

I never felt the need to justify what I did — the amount of baby formula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is for 20 million people, not for 1.4 billion.

But he regarded me as a traitor to the nation. To him, to be a patriot, I needed to stay loyal to the party and do everything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mother nation in Australia, meanwhile watching in cold blood as my fellow countrywoman’s baby starved.

Confucius said,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Do not impose on others what you do not desire for yourself". My friend had obviously forgotten it.

There are always selfish and crooked people in any society, but one in which the top elites proudly believe that what my uncles did was righteous, and what I did was irrational, crazy, and traitorous, is a phenomenon only seen in today’s China. It shows how thoroughly the CCP has poisoned the soil.

“You are too biased. The Chinese I have been dealing with are not like what you described." I hear you say.

Only a couple of days ago, at a Christmas party of my Chinese church, I happened to be chatting with two young men in their late thirties or early forties, who migrated to Australia from China some twenty years ago and were both working as IT professionals. The conversation somehow veered into the Ukraine war, and I was stunned to hear that they were both staunch supporters of Russia.

They kept repeating the lines of CCP propaganda: that the US was a robber who went everywhere to commit robberies, that it deliberately provoked Russia, who had every right to invade Ukraine in self-defence, and that the US wanted the war so it could sell its weapons. I kept using facts to prove these accusations wrong and kept asking them to provide facts to back their claims. Every time I responded to one accusation, they immediately moved on to another. It was like guerrilla warfare — every time they attacked one target, I committed to the battle, only to find them disappearing to attack another.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the reason they could not defend any of their accusations, yet kept accusing, was that deep down they had one fundamental conviction, which they knew was indefensible: that if they were stronger than you, you must submit; otherwise, they had every right to invade and slaughter you.

These two young men are the nicest in our cell group. They show up an hour earlier every Sunday to get everything ready for the worship and operate the slides during the service. They do the dishwashing and clean up after the service. They are very gentle and humble, always eager to help others. They had helped me many times, whenever I ask, they are always there. They are absolutely the nicest kind of human beings by the standard of every culture. And yet, they support Russia’s genocidal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y will undoubtedly support China’s invasion of Taiwan, and, if the Taiwanese resist, any brutal act by the invasion force on them.

Even the nicest mainland Chinese have the same conviction— the rule of the jungle. That was all they could absorb from that poisoned soil.

If the nicest young Chinese who have lived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for twenty years are like that, what can we expect of the 1.4 billion Chinese living in China?

The headwind we the West are facing does not come from CCP alone. It comes from the 1.4 billion Chinese.

Why do Chinese People Worship Mao?

Chairman Mao is worshipped by the lower 90%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great China that proudly stood up to western bullies. Many worship him as a god. They hang his miniature statue on the rear-view mirrors of their cars because they believe he can protect them from harm. When they suffer horrific injustice and no one listens to them, they kneel before his portrait and cry to him.

Don’t they know that Mao killed forty million Chines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Yes, they do.

This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n fundamental value paradigm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Chinese and Russians.

In the West, we believe that the means are important. In China and Russia, they believe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They adore strongmen. Great emperors ought to kill millions on their path to great dynasties. Deception and extreme cruelty demonstrate their prowess and these are part of the reasons why they were adored.

In comparison, a leader who loses the struggle to the throne because he had mercy on his enemy or refused to backstab an ally is regarded as a weak loser. He will be used as a bad example to educate posterity. They have a special term for it, “婦人之仁,” which means “the weakness of a woman."

I know all this because, even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I migrated to Australia, I worshipped Mao for exactly these reasons. It took me a decade to be assimilated into western values.

The next ruler will be much worse

I was once in a WeChat group of about 200 Chinese elites who were all fiercely anti-CCP. That was why they formed this group, which had been shut down 33 times when I joined. They were famous movie directors, producers, architects, and prominent businessmen. The level of intolerance, paranoia, and hatred these people exhibited toward those with harmlessly different opinions made me shudder — I have no doubt that if they succeed the CCP as rulers of China, there would be much more bloodshed and incarcerations as they ruthlessly avenge their scores and eliminate anyone they perceive as an obstacle.

This was exactly why Putin is much worse than Konstantin Chernenko and Mikhail Gorbachev.

Because the barren and poisonous soil just can’t yield anything good. The concepts of graciousness that we westerners know had been completely and deliberately purged — where does one learn such things when he grows up?

Therefore, the West must know that it i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after the CCP collapses, those who replace them will be much worse.

What should be our strategy to deal with China after the CCP falls?

So, how do we prevent another Chinese Putin from starting World War IV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I)?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all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is brute strength.

You might think that an act of restraint, a step back when you are already at the throat of your enemy demonstrates your sincere goodwill, and you assume that it will be appreciated.

But hell no!

To them, it is interpreted as weakness and folly.

This was why, when Hillary Clinton presented the big red reset button to Putin, meaning “let’s start over," he thought it was a joke and repaid this folly with the invasion of Georgia and Ukraine.

Therefore, the worst mistake the West can make, when facing the new Chinese ruler, is to show him plenty of goodwill, lift all sanctions, and open our markets to them.

Because this would enable the Chinese Putin to tell his people:

“See? I am your new powerful emperor! Even the West respects me!"

This would be a great help for him to concentrate and consolidate his power as the new dictator.

Once he achieves this, he wouldn’t want his people to view the West as a better alternative, so he has to make the West their archenemy.

This is why Putin made the West Russia’s archenemy, not because the West threatened him. He needed the West to be Russia’s enemy.

Therefore,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est to do, after the CCP’s collapse, is to keep up the pressure.

We give the new ruler one condition to lift all the sanctions and normalize the relationship: to have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illar of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is a completely free press. All other pillars are useless without a free press. It is crucial to prevent him from using the press to spread lies that the West is threatening or harming China.

So, we keep up the pressure. Chinese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feel it. This is the only way they can respect the West and see the relative powerlessness of their ruler.

I know that every western strategist would worry that this continuous pressure will turn the new leader into an enemy. Yes it is possible. But not doing so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this outcome.

Believe it or no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hate the West for this. Instead, they will adore the West, just like they had adored all strongmen who had the power to give them hell.

Then, after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has been installed, and a truly free press has been busy, when reflections have been done by all the Chinese people — just like what I did in the second decade after I arrived in Australia — when they have seen the benefits of democracy and the harm of dictatorship, when the parties are truly competing in fair elections, we lift the sanctions and embrace a new member of humanity.

This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whole of mankind.

美国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美术馆，馆藏规模直逼欧洲的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步入这些艺术殿堂，你将发现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名家作品，纵览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各种流派的作品。你既能找到如印象派的诸多代表作，也能找到仅此一幅的稀世珍宝。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为数可观的埃及、东亚、俄罗斯、中南美洲等地的艺术。更有以野生自然，原住民，现代艺术等为主题的专业美术馆。

美国的艺术收藏是从零开始的。它并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掠夺殖民地的艺术品；它没有政府主导的博物馆建设；它接收的各国移民是带着家当来到这里的。那么，世界各地的作品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这些世界级美术馆又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本文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美术馆的建立和馆藏的剧增

十九世纪中后期，美术馆和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美国各地。内战后，美国经济和工业大发展，迎来了第二次科技革命。 这个被誉为镀金的时代（Gilded Age）诞生了很多产业富豪和企业帝国 （戏称为强盗男爵 Robber Barrons）。 人们熟知的卡内基, Vanderbilt, Rockefeller, JP Morgan就是代表人物。这些成功的工商界人士捐钱、捐土地，联络各界支持，创建了很多美术馆。同时，他们也是艺术鉴赏家、收藏家。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旅行自由，数次远赴欧亚非洲，带回来无数珍宝。这些收藏就成为了美术馆的第一批镇馆之宝。

我们看看一些艺术馆和他们的创建人。

• 大都会艺术馆，纽约创建人：John Taylor Johnston 和其他社会人士备注：铁路企业家
• 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创建人：Abby Aldrich Rockefeller等女性备注：洛克菲勒家族；收藏现代艺术
• 国家画廊，华盛顿创建人：Andrew W. Mellon 备注：匹兹堡银行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创建者之一
• 芝加哥艺术馆创建人：Mary Hart备注：铁路企业家之女；收藏欧洲名画和纺织艺术
• 国家亚洲艺术馆，华盛顿创建人：Charles Lang Freer 备注：铁路钢铁企业家；东亚艺术收藏家
  馆内有一个藏传佛教寺院创建人：Alice S. Kandell 备注：曼哈顿地产商之女；藏传佛教艺术收藏家
• 达利艺术馆，佛罗里达创建人：Albert Reynolds and Eleanor Morse 备注：工业产品企业家；1940年代起因参观画展产生兴趣，于是收藏西班牙画家Salvador Dali 的作品；该馆的馆藏仅次于达利在西班牙故乡的博物馆
• 古根汉博物馆，纽约创建人：Solomon R. Guggenheim备注：矿业家族；收藏现代艺术、抽象艺术、先锋艺术
• Getty center博物馆，洛杉矶创建人：J Paul Getty备注：石油家族；收藏欧洲古典艺术
• 西雅图亚洲艺术馆 创建人：Richard E Fuller 备注：自幼随家庭环游世界；地质学教授；收藏东亚艺术
• 俄罗斯艺术馆，明尼苏达创建人：Raymond and Susan Johnson 备注：企业家；1990年后赴俄国收集作品。2002年建馆时，是俄国以外收藏苏联社会现实主义艺术最多的人

既是企业家又是收藏家

19世纪末的大亨们大都出生精英家庭，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对古老的欧洲文明，希腊罗马的古典美，中世纪的宗教艺术，文艺复兴的人文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的则对西方以外的艺术情有独钟。当时的欧洲逐渐衰落，很多富豪家族变卖其收藏的作品。大量名画在市场上流通。著名艺术中介人Duveen曾说：“欧洲有很多艺术，美国有很多财富”。美国的新富阶层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购得无数美术作品。

富豪们收藏名画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将财富用来保存艺术，是一种高尚的情怀，也是对上帝的感恩，实践他恩泽世人的美德。

第二，彰显收藏家的品味、地位、和精神。

第三，留下永世流传的遗产 ，回馈社会。

如上所述，这些美术作品的收藏和美术馆的建立，不是富豪出钱让别人办的，也不是为了建馆才募捐的。它们靠的是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欣赏，毕生不懈的累积。久而久之，这些作品布满了整个住处，有了一个博物馆的规模。我们想象一下，在19世纪末的交通环境下，远赴欧洲搜集作品会有怎样的困难。那时候没有现在一条龙的服务，也没有现代化的保护措施。寻找，鉴别，拆卸，转移，运输，保护这些作品费神费力费财。最终，这些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的作品在船舱里随着大西洋的海浪咯吱咯吱、磕磕碰碰的来到他们永久的家。

这绝不是政府辟出土地，富豪大手一挥，邀请名师设计就能一步到位的。大名鼎鼎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由洛克菲勒家族发起，1929年建馆时仅寒颤地租下一栋写字楼的几个楼层。后辗转多次。1958年，其所在楼宇发生大火，烧毁了莫奈的名画“睡莲”当中的一幅。该馆直到2004年才落户现在的永久地点。以上列出的美术馆无不经历了相似的艰苦过程。

这个艺术的大迁徙凝聚了点点滴滴的工作，不厌其烦的奔走。它凝聚了一代代人对艺术的追求，对传播美的执着，和对美术馆的良善管理。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体现了我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创建者的教育和成长背景。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收藏的世界性。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有好几个亚洲艺术馆。全美各地有数个专注墨西哥、波多黎各、拉丁美洲的艺术馆。 这种广泛的兴趣和大部分国家展出本国艺术的特点有着显著不同。一个中等城市的孩子们就能在本地看到苏州园林模型、韩国现代陶器这样多元化的展览。每到周末，美术馆里人流如织。家长们带着孩子参加各种动脑动手的活动。大家不要小看这最后一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这样的童年成就了那些收藏家，也必将成就未来的收藏家。

前文提到的Alice Kandell是西藏艺术收藏家。她将积累了三十多年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全美独一无二）捐给了国家亚洲艺术馆和国会图书馆。Kandell对西藏的兴趣是成年以后一次巧合萌发的。1959年大学期间，她与同学霍普·库克Hope Cooke在俄国游学。 之后，库克邀请她一同去西藏。但因她的父母反对，遂不了了之。库克来到大吉岭，与锡金王储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相识并结婚。1963年Kandell参加他们的婚礼时，第一次对喜马拉雅地区的西藏艺术和民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随后的30多年里，她走村串巷，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并出版了两本书： Mountaintop Kingdom: Sikkim 和 Sikkim: The Hidden Kingdom。她的摄影作品处处体现了她对当地人和孩子的热爱。这在1975年锡金国被纳入印度而不复存在之后，显得更为珍贵。 如果不是Kandell发自内心的情怀和个人机缘，便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笔者进一步发掘她的个人背景，发现她父亲是纽约成功的商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创立者之一。 如果说她对西藏艺术的兴趣是偶然，那么她的家庭背景却有着必然。没有一个委员会、赞助商，或者非政府组织能够做得到这样呕心沥血。 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废寝忘食、之志不倦来成为她。

美从哪里来 

要发展艺术，兴趣和勤奋重不重要？重要。一个爱画画的人有了兴趣和勤奋，起早贪黑，报班学习，参赛拿奖，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成为丰衣足食的艺术家。但一个文明的艺术发展和传播则需要很多看似与艺术无关的东西。艺术需要财富和教育。更确切的说，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财富和教育，是数代人的积累。这个教育积累是植根于自由的环境里的；财富积累是产权保护下的。

第一，人们要有自由去追求艺术和相关的知识。这些收藏家们并不是只欣赏一件东西“很好看”，而是用他们的人文知识去解读眼前的作品表达的含义。也许是一幅画的宗教意义？也许是它代表的古希腊的哲学和理性？也许是它传达的战争与和平的启示？对艺术的追求就是要触类旁通，将各类知识连接起来。这个过程的初期是需要高人指点的。然而，到了某个阶段，则不能被别人指挥，而要自己探索。说的更远一些，这种学习需要崇尚个人奋斗，尊重个人选择的文化氛围。Kandell这位女性，如果被迫按部就班的走常人的人生道路，我们今天就不能大饱眼福了。
第二，人们需要相当的财富和长时间的财富沉淀。上文所列的收藏家们很少有从贫穷背景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像Kandell这样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父辈很可能是教授、企业家、收藏家。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博览群书，环游世界。足迹踏遍埃及、希腊、东亚等地。这种厚积薄发是好几代人的财富创造的。

有研究显示，财富是预测一个人是否会追求艺术职业的重要因素。当今家庭收入在10万美金以上的学生成为艺术家的概率是10万以下的家庭的两倍。非白人群体需要比白人多一百年才能变成艺术家或者作者。

于是人们容易得出结论：就是要有钱。试想，如果一个普通人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他/她可以变得很成功；但他/她创造美术馆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他/她自己鉴赏收藏艺术品的可能性就更小一些。这样的升华可能要到他们子女和子女的下一代才会发生。如果Kandell仅仅只是有钱，“对外国文化感兴趣“，她可能只是环游世界，漫不经心的观光客。如果她没有体面的精神，她可能就是撞人逃跑的豪车司机。一个人财富的增长往往比人的进步更快。我们发现，这些成功的工商界人士无不自重、自爱，过着检点的生活。久而久之， 它会变成一种美德，一个阶层的情怀，一个社会的顶梁柱。完成了这个过程的国家，便会进入良性循环。

第三，艺术需要社会的广泛支持。前面两条产生了有眼光有财力的艺术传播者。在他们的带动下，通过教育的普及，让全社会提高对艺术的认识和兴趣。这样，美术馆就能生生不息，新的艺术家就能受到鼓舞。

总结

美国内战时，其艺术积累是乏善可陈的。在这之后的100多年里，美国的艺术积累随着整个国家的提升而变得根深叶茂。每当笔者徜徉在美轮美奂的长廊里，总是不禁要感叹这个当年五月花靠岸时连饮用水都找不到的地方，现在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发展来自美国人民，来自精英的贡献和大众的支持，甚至来自他们的缘分与偶遇。本文进一步向大家揭示的是这些贡献、支持、缘分又是从哪儿来的。刨根问底，是自由、财富和精英的人文情怀相互演绎造就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