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一個基督徒，但本文是從非宗教的、史學的視角來寫的。
濃縮到一頁紙上的人類歷史
假設你生活在史前的叢林法則的時代，沒有國家，沒有法律，只有無數鬆散的個體。
這樣的環境一定是弱肉強食，每個人終日忙於果腹和為了爭奪生存空間的殺伐。
假設你比別人強悍善戰，又有號召力，大家喜歡你，信任你，而且發現做你的小弟別人就不敢欺負，於是越來越多的人來投靠你，你的勢力就越來越大。最後你打敗了其他類似的團體，你就成了王。
如果你是一介莽夫，你會一直依賴武力，誰不服就幹誰。於是反叛一定會此起彼伏，直到有一天別人幹掉你成了王。他也會模仿你，走你的老路，於是這個國度會永遠停留在弱肉強食的階段。在歐洲文明入侵前的幾千年裡，非洲就一直處在這個狀態。
如果你有智慧，作王後你想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頒布法律，杜絕自相殘殺，從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內耗，大家有更多的時間去增加生產，改善生活。嘗到了安全和法治的好處，每個人才會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產出的盈餘進貢給你，你才能用它去供養手下的管理國家的幹部們和防止內亂和外敵的軍隊。
你想做的第二件事一定是發明文字，沒有文字，無法發布書面政令，你的國度就只能局限在你能親自迅速幹到的範圍內，就不可能在全國各地推行同樣的規章制度和宗教。
你想做的第三件事一定是去完善和弘揚宗教，因為第一，宗教是人類在無力應對、解釋和預測自然時的強烈需求，第二，宗教是團結大眾、規範其行為最有效的手段，第三，把自己的血統神話（古埃及）或說成君權神授（中世紀的基督教國家）是讓政權穩定世襲、國家長治久安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藝術的起源 — 壁畫和雕像都是祭司們將抽象的宗教展現給大眾的手段。所有燦爛的文明，不論是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還是文藝復興，都是宗教創造的。
你的宮殿被官員、祭司、地主、僕人、衛兵、商人、工匠等人的住房所環繞，就成了城市。
有了文字、宗教、藝術和城市，文明就誕生了。
為了維持自己的王位，你必須依賴手下忠心的官員。維持他們忠心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和他們分享特權。他們又和自己的手下分享特權，一級級下去，於是凌駕於老百姓之上的統治階級就形成了。
怎樣的老百姓是統治階級眼裡最理想的順民呢？
他們一定是愚昧、封閉和貧窮的，因為
- 有知識的人能引經據典甚至搬出你頒布的法律來反駁你，所以你就不可能為所欲為，
- 出過國的人敢造反，失敗了了大不了跑出國去，
- 富有的人有能力購買武器，組織反抗力量。
- 統治階級從幾億貧窮的順民那裏能盤剝的，遠遠大於從幾億富裕但不好惹的公民那裏能盤剝的。第三世界的國家越窮元首越富，而西方民主國家的元首的財富往往趕不上中國一個村長，就說明了這個道理。
所以你一定會採取愚民政策，一定會把老百姓壓榨到僅僅可以維持生產和繁育後代的極限。這是統治階級眼裡的最佳狀態。再進一步，老百姓不是死絕了就是造反了，對統治階級自己沒好處。
但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權力不受制約（你為了自己統治的牢固一定會力圖達到這個狀態），一級級官員一定是對老百姓的疾苦不關心，一心只想討好上級，挑他喜歡聽的說。這就必然導致你的決策過程沒有從現實民情而來的反饋來修正，一層層統治階級都不在乎底層老百姓的死活，永遠要更多，最後一定會導致你自己並不希望發生的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結局。
然而，就算是經過一場摧毀一切的浩劫，原有的統治階級被消滅殆盡，新的權貴一定會在鞏固自己統治的過程中不斷集權，從而重蹈他們所消滅的前輩的覆轍。
於是歷史在天下大亂、統一興旺、剝削深化、民不聊生、天下大亂的週期中永無休止地輪迴。
以上就是人類歷史演變的必由之路，不論膚色、文字、自然環境如何不同，所有的文明一定會殊途同歸。把歷史的時鐘撥回去一萬次，所有的文明次次都會演變成集權制度。
除非有一個壓倒性的的外力介入干預。
英國沒有走上這條必由之路，就是因為基督教的介入干預。
基督教的起源
二千年前，在以色列有一個叫耶穌的人。他自稱上帝的兒子，周圍聚集了一大群追隨者。猶太人首領和羅馬統治者感到威脅，於是捏造罪名殺害了他。
人類歷史上總是強大的人得天下，所以在任何自然產生的宗教裡，不論是埃及的太陽神、希臘的宙斯還是中國的玉皇大帝，天神一定是威力無邊的宇宙主宰。
但耶穌的追隨者面臨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他們需要解釋為什麼一個窮得叮噹響、被以最屈辱的方式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實際上是威力無邊的宇宙主宰。這是一個典型的悖論，但耶穌的門徒們卻給出了一個獨特的解釋：上帝無法容忍人類的深重的罪孽，但因對人類的愛，又捨不得毀滅人類，於是差自己的獨子下凡並被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寶血洗淨了人類的罪，從此不容罪的上帝就可以接受罪惡的人類了。
這就好比一個賊闖入富人的家中盜竊破壞，被當場抓住。主人怒不可遏，想狠打他一頓，但又下不去手，於是把自己的摯愛的獨生子叫出來打了一頓，卻把賊放走了。外人聽起來很荒誕，但基督教改變人類歷史的威力恰恰就在這個貌似荒誕的悖論之中。
基督教廣為傳播的原因
基督教之所以被廣泛接受，在我們信徒看來是因為它是真理。從世俗的視角來看，有二個原因：
第一，太陽神、宙斯、玉皇大帝高高在上，只接受眾生的膜拜，卻絲毫不在乎眾生的疾苦，而耶和華上帝卻愛世人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於他讓自己的獨子慘死來為世人贖罪。所以這是世間唯一建立在無條件的愛的基礎上的宗教。佛教的終極目標並不是愛，而是開悟，慈悲只是幫助開悟的手段和開悟後自然表現出來的人性。因為耶穌所付出的無以倫比的代價，人不需贖罪，不需行善，只需信，就可以得救贖。所以這個教義非常吸引人。
第二，真正虔誠的基督徒會生出各種美德，從而被其他人所喜愛和尊重。其他人看到這些榜樣，說：“我不肯定這個宗教是真是假，但那些信的人都這麼好，所以它一定是真的。” 同時，具有這種美德的社會能爆發出遠超其他社會的凝聚力、生產力和創造力，於是基督教文化的影響輻射全球。相比之下，信奉佛教的社會（如不丹）雖如世外桃源，卻不思進取。
耶穌榜樣的作用
公園三四世紀，基督教傳入了歐洲和英國，從此虔誠的國王和貴族們就懂得了謙卑和服務。耶穌貴為宇宙的主宰尚卻化身為謙卑的肉身，為信徒洗腳，地上一個小小的國王又怎能窮奢極欲呢？
在英國，農民對領主的歸附是一個互惠的合同，和平時期農民耕種領主的土地，交給領主部分收穫，當外敵入侵時，領主要率領兒子們披甲出征，往往一戰父子俱亡，而農奴們是不需要作戰的，所以杜甫《石壕吏》裡面描述的安史之亂中無差別抓丁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死亡的浩劫在英國從來沒有出現。即使是在英國近一千年歷史上變化最劇烈的威廉征服期間，大部分英國貴族階層被剝奪了土地財產甚至生命，百姓們和社會生產力也沒有受到嚴重波及，該種地種地，該娶妻娶妻，不過是城堡裡的領主換了人。
英國國王的天責不是享樂，而是為王國服務。貴族對國王的效忠也是有條件的，國王必須盡到保護國家、保護教會、維護傳統、維護法律和公平的職責。一旦一個國王窮奢極欲隨意搶奪財產，臣民對他的效忠誓言就自動作廢，就會聯合反叛。如果你從頭到尾看了2022年查爾斯三世的加冕典禮，你會發現所有向他效忠的人，包括他的長子、繼承人、威爾士王子威廉，效忠的每一句話都以“按照法律”來結束。就是說：“你遵守法律，我就效忠你，你違反了法律，就別怪我不客氣。” 因為國王不公平而引起的貴族聯合反叛在英國歷史上有很多次，其中1215年的第一次男爵戰爭迫使約翰王簽署了人類民主的開端 — 大憲章（Magna Carta）。
正是因為基督教教義中的愛和原諒，亨利二世原諒了起兵造反的兒子理查德，他才得以即位。理查德即位後，又原諒了謀反的弟弟約翰。約翰即位後擊敗並活捉了了起兵叛亂的侄子，侄子不僅不屈服，還斥責威脅他，他一怒之下殺了侄子，從此眾叛親離，最後死在逃亡的路上。約翰所為在中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明王朱棣對付異己的手段是“抄瓜蔓”式的大屠殺，御史大夫景清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以及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悉數被殺，其故乡一连数个村庄的村民全数处决，房舍一空。這個鮮明的對比說明了基督教良心在英國有多麼深廣的影響。
另一個例子是殺人如麻的暴君亨利八世對沒有顯赫背景的宮廷美女安•布林的追求。他的情書裡充滿了炙熱的激情。其中一封的措辭讓布林敏感，布林回信表示不快，亨利在回信中誠惶誠恐地道歉和哀求。在他的所有情書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絲一毫的“我是國王，你不就範咱們走著瞧”的暗示。這不是他個人有多高尚，這種靠權力逼女人就範的做法在貴族中是不可想像的。亨利本來希望布林做他的情婦，但布林不同意，一定要名正言順，但當時基督教不允許離婚，於是亨利要羅馬教廷宣布自己的前一段婚姻無效。但教廷不同意。於是亨利就把英國脫離羅馬天主教，改信新教，英國因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切僅僅是為了追求一個無權無勢的女人。想想一個中國皇帝看上了一個民女，民女有不從的選項嗎？
因為基督教的道德良心，英國在二百年來從未發生革命，統治階級持續削弱自己在政治、經濟上的特權，持續還政於民，持續改善民生，使英國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先驅，美國的政治、宗教和倫理理念基本上師承英國。沒有基督教的外力干預，英國必然走入其他文明殊途同歸的極權道路。
基督教讓國家穩定
在羅馬帝國末期，暴力成為了唯一的權力，元老院和傳統政治機構的影響力蕩然無存。皇帝的權威完全建立在軍隊的忠誠之上。為了維持這種忠誠，皇帝必須不斷地給予士兵們豐厚的報酬，如果財力不夠無法兌現承諾，他的將領就會殺掉他另立新君。在短短50年間，產生了二十六位皇帝。
這種瘋狂的動亂到了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戛然而止，因為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君王的權力是上帝授予的，全體百姓和貴族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就使得靠暴力篡位基本上不可能。政局的穩定是東羅馬帝國在西羅馬帝國解體後繼續存在了一千年的主要原因。英國的理查德三世謀殺了國王哥哥的二個王子篡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殘忍暴君，然而在戰場上光明正大地擊敗他成了國王的亨利七世仍然用餘生惴惴不安，生活在篡位的罪責和恐懼之中。
基督教形成二個互相牽制的權力中心
在《從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二世：英國是如何與中國分道揚鑣的》一文裡我寫道：
所有歐洲國家和英國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國家，王位是神授予的，這對防止導致羅馬帝國解體的頻繁、無休止的奪權內亂起了極大作用。代表上帝的羅馬教皇的地位在神學上大於任何一個國王，一個國家的大主教是教皇在這個國家的代表，地位僅次於國王，而且常常和國王不相上下。國王加冕、王子受封都需要大主教加持，沒有這個加持就名不正、言不順。
英王亨利二世的國土橫跨英吉利海峽，以公平、智慧名聞天下，拜占庭皇帝特地派使節來看他長什麼樣。他把一個平民托馬斯-貝克提拔做首相，然後又任命他做大主教，希望通過這個可靠的傀儡把教會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貝克上任後卻因為一心向神，處處與亨利作對，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教皇、法王一次次介入調停都無用。最後亨利氣得在病床上大喊大叫，手下幾個騎士實在氣不過，私下決定去把貝克抓到國王目前讓他處置，在貝克所在的坎特伯瑞大教堂，貝克拼死抵抗不從，騎士們一怒把他砍死了。亨利不得不赤腳走過灑滿碎石的路，赤膊跪在貝克的棺木前，被二個僧侶徹夜鞭打，才算平息天怨人怒。1936年，英俊瀟灑得一塌糊塗、深受英國百姓喜愛的愛德華八世繼位。因為當時的大主教的反對和運作，他不得不黯然退位。這二個例子說明了教會在英國政治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所以，一個英歐國王永遠不可能通過過度血腥的暴力來無限提升自己的權力，血腥程度只有明王朱棣百分之一的屠殺都不可能出現，不僅因為基督教的博愛教義，更是因為這種君權、神權二個權力中心之間的互相牽制。
二個道德敗壞的蠢貨聯合執政，誰都無法幹死對方，只能互相妥協，一定好過一個明君的獨裁百倍。”
基督教對個體的影響
對“我”的執著被佛教稱為“我執”。這個詞是佛教發明的，但執著於“我”的現象卻不是佛教專有的，它是一個99.999%的人都有的心理學現象。人所有的瑕疵和苦都是我執的產物：擔心，焦慮，憤恨，嫉妒，猜疑，貪婪，背叛，傲慢，評判等等。我執強的人不僅很難是一個優雅君子，而且做事更可能優柔寡斷同時又剛愎自用，瞻前顧後，畫地為牢，難成大事。
佛教和基督教都提供擺脫我執的辦法，不同之處是佛教其實不是宗教，因為佛教承認他們的始祖死了。所以佛教本質上是一套哲學體系和一套削弱潛意識裡的恐懼的意念體操。而基督教給你一條通往死後永生的道路。
擺脫我執在佛教稱為開悟，在基督教稱為交託。前者是通過冥想認清了我執的虛幻，而後者則是因為看清了和基督相比自己的殘缺和愚笨，向往天國的永生，對此生此身再無任何眷顧。
我執是擋住真相和美的一堵牆。擯棄了我執的人必然謙卑，必然有喜樂、愛心、智慧和勇氣，看事高瞻遠矚，做事斬釘截鐵，失敗了也不懊惱。建立在誠信基礎之上的社會，必然工商業興隆，富有創造力。
今天的一切都是基督教精神的產物
我們今天生活中必需的、習以為常的東西，電，火車，汽車，飛機，輪船，抗菌素，外科手術，被大規模消費所驅動、被大規模生產所支持的商品經濟，有下水道、自來水、柏油路、公交、醫院、警察的現代城市，以人為本的民主制度，都是基督教精神的產物。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國王貴族們住在豪華的宮殿裡，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周圍是招手既來的僕人，有沒有上述東西對他們影響不大。而對老百姓來說，這些東西卻讓他們的生活有天壤之別。
所以，如果不是英國的統治者信了基督教，他們不僅不會對上述發明感興趣，而且幾乎肯定會反對，因為他們希望老百姓愚昧、封閉和貧窮。
所以，發明和建設這些工具和設施的目的，明顯不是為了統治階級自己的利益，而是是衝著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去的。如果你了解西方歷史，你會看到所有這些偉大發明的發明家都是滿懷著造福大眾的決心的虔誠的基督徒。（當然，連豬跑都沒見過的小粉紅肯定說我胡說，因為在他們那那裏人人唯利是圖）。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如果你懂一點點經濟），一個社會裡的頂層精英們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它產生的GDP是非常有限的，最大的需求來自底層的芸芸眾生。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在疫情期間借貸給老百姓發錢的國家比如美國和澳大利亞在解封後都迎來經濟過熱、通脹飛升的局面，而認為屁民是奴才有口飯吃就行了的中國卻在疫情後一蹶不振，開始通縮。
正因為基督教社會的統治階級致力於改善民生，最底層老百姓才有錢去消費，這種強大的需求拉動了英國的GDP和各個領域的技術革新，因為資本家賺了大錢後才有錢去投入創新，也才有動機去創新，因為有了新技術他們可以賺更多的錢。
而在一個極權社會，老百姓貧窮愚昧沒有需求，這就是為什麼在鴉片戰爭時代，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瓷器，但中國什麼都不想從英國進口，不是因為我們大清帝國什麼都不缺，而是因為貧民們除了口糧外什麼都買不起。這樣的社會沒有創新的動力和資金。在英國最富裕強大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王室財產有大約五億英鎊，但英國一年的GDP就有二千億英鎊。是富裕的老百姓產生的這每年二千億英鎊的財力在推動英國的工業革命，女王的那點資產就是全砸出來也濺不起一個水花。
總結
這個從公元三到五世紀起在西方社會人人相信的“最高貴的又是最卑微的”的悖論，就是讓西方文明擺脫了其他文明所無法避免的極權道路的外力介入。
《儒家文化的評判式思維是中华民族千年愚昧的根源》一文深入討論了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區別。
我們今天所享受的一切都來自基督教。沒有基督教，今天的世界仍然會像清末的中國一樣落後和貧窮。
做个明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