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美國的第一場外交慘敗:將越南變成死敵

2026 年 2 月初,多家主流新聞媒體報導了一份洩露的越南軍方文件,題為“《第二次美國入侵計畫》(官方編號為 357/KH-BTL)(AP News: Document shows Vietnam’s military preparing for a possible American war),準備與美國進行第二次戰爭。文中要素:

  • 美國天性好戰,習慣為侵略戰爭製造藉口。雖然越南在經濟上依賴美國作為最大的出口市場,但在軍事層面,美國是越南的首要生存威脅和最危險的敵人
  • 相比之下,中國僅僅是領土競爭對手,而非像美國那樣的生存威脅。越南決不加入任何針對中國的防禦聯盟或包圍圈,相反,越南應該向中國靠攏以抗衡美國
  • 若越南拒絕加入美國的抗華陣線,美國可能會採取軍事干預、甚至是動用生化武器或戰術核武來達成目標,所以越南必須準備與美國的戰爭。
  • 防禦政策基礎:此立場反映了越南長期堅持的「四不」國防政策,即不參加軍事聯盟、不聯合一國反對另一國、不准外國在越設基地、不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
  • 越南建議其他東盟國家採取同樣的不圍堵中國的立場。

我看不出東盟有任何原因不這樣做。

當年,拜登向世界宣布美越關係升級為全面性戰略夥伴。樂觀的人已經在討論美國再租金蘭灣軍事基地對圍堵中國的戰略重要性,越南的地理位置在中美南海角力中至關重要。

今天,越南在依靠中國的支持準備與美國的第二次戰爭。

MAGA美國的國際戰略的崩潰從川普第二次上台後就開始了。

為什麼忽然全世界民主陣營的國家爭先恐後地訪華?因為他們忽然意識到,和美國相比,中國對自己的威脅小得多(見《歐洲180度大轉彎的無法言明的原因》),民主世界需要中國強大來制衡美國,美國擊敗中國後獨霸的世界將比中國收回台灣後和美國勢均力敵的世界黑暗得多。早在2024年12月,川普剛剛上台,在《從晉國智家滅門看川普的霸凌》中,我就預言了今天。我說:

川普無疑是CCP最大的救星。

今天越南以美為死敵是川普外交的第一個標誌性的慘敗。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在東盟、中亞、非洲不會找到任何一個支持者。

1962年,美國的國力、軍力如日中天。古巴秘密部署了蘇聯的中程核導彈。古巴距離美國僅僅150公里,導彈五分鐘即可擊中美國,對美國造成生死威脅。美國海軍對古巴進行了海上封鎖,蘇聯派出載有核魚雷的潛艇為船隊護航,美國不僅截停蘇聯船隊,而且對潛艇進行深水炸彈攻擊,逼其上浮。美國完全做好了與蘇聯進行全面核戰的準備,最後是蘇聯軟了。

然而,在最緊張的時刻,當美國U2偵察機被古巴擊落,飛行員喪命,美軍準備全面入侵古巴時,肯尼迪總統的弟弟、政策顧問羅伯特·肯尼迪對總統說:

“美國對一個小國發動突襲,這不符合我們的傳統。這將使我們成為一個霸凌,而這正是我們對蘇聯人的一貫的指責。”

於是總統在最後一刻決定不入侵古巴。

因為同一個理念——美國比對手的優勢越大,越不能輕易用強,以免被世人看做是霸凌——古巴作為蘇聯、中國的對美間諜、偵聽基地,在美國臥榻之旁一直酣睡至今。在川普之前的幾十年,美國在中東的基地常年遭受火箭彈襲擊,美國從來不做反應,直到三人喪命,才進行了非常保守的反擊。

但就這樣,全世界包括西方社會裡仍然有大量的人反感美國。比如在川普上台前,我在澳洲接觸到的白領白人幾乎都認為美國是全世界的霸凌,中國是唯一能夠對這個霸凌說不的國家。

這說明,你作為一個超級大國,能不被世人提防忌憚,是一件多麼難的事。它的難度,遠比你揮舞著全世界最大的大棒打遍世界無敵手要難得多。

川普第二次上台前,我曾經對國內同學們說:

“即使我周圍遍佈美國海軍陸戰隊,我仍然會安睡;只要有一個天朝官員登陸澳洲,我就會驚醒。”

你懂得美國的先賢們在二百年內做了多少努力,才積累下這樣的軟實力嗎?

你知道這軟實力有多強大嗎?

美國在全世界超過一半的國家裡有接近800個軍事基地,剩下的國家裡多數都巴不得美軍來租個基地。一個全世界最強大的霸權,絕大多數正常國家都一點不覺得受到威脅,反而巴不得美國在自己臥榻之旁駐扎軍隊。這是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奇跡!

當年有哪個國家主動邀請蒙古帝國、羅馬帝國派軍隊進駐自己的國家???

之所以有這樣的奇跡,就是因為羅斯福、馬歇爾、羅伯特·肯尼迪這樣的穿鞋的體面人懂得涵養和城府。

然而,川普和他的紅脖子支持者們只懂得叢林哲學,“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

紅脖子打張三時,他對旁人說:

“不要害怕。張三背後說我壞話我才打他,你們不說我壞話,我自然不會打你們。”

打李四時,他對旁人說:“不要害怕。我要買他村東頭那塊最肥沃的叫格陵蘭的地,他堅決不賣,我才打他。你們對我有求必應,我自然不會打你們。”

紅脖子以為這樣一說,眾人就不會害怕,就自然高高興興地旁觀自己指東打西、指南打北,高高興興地跟自己玩。

他們完全沒有能力懂得,當世界看到美國沒有任何證據隨意炸毀公海上的船隻,以戰爭威脅自己最鐵的鐵哥們要強奪其領土時,他們會感到和越南感到的一模一樣的恐懼。

越南是紅脖子美國的第一個標誌性慘敗。

但這只是個開始。越南只是第一個內部文件被公開的國家而已。

有川粉留言:

“我不是盲流,但現在感覺生活在美國真好。”

他不懂這個道理:

一個強者隨意霸凌弱者的世界絕對不會是一個繁榮的世界。靠霸凌奪取利益是一種殺雞取卵的做法。你想象一下,如果大街上到處有持槍的暴徒,看誰家有錢就冲進去搶,還會有購物中心嗎?還會有無數的工厰、寫字樓、餐館嗎?

一個被霸凌的小國一定不會全力投資發展經濟,而是把僅剩的一點金銀挖坑深埋,然後穿上破衣服裝窮。

而大國則會要求老百姓勒緊褲腰帶,好全力發展軍力,因為其他的大國正在對它虎視眈眈。

這位川粉,東條英机的日本老百姓和希特勒的德國老百姓都和你現在感覺一樣好。一模一樣的原因和感覺。

但後來呢?

紅脖子們,你們在親手毀掉你們的家園。

歐洲180度大轉彎的無法言明的原因

FSB的弗拉基米爾·川普同志為了獲得俄羅斯聯邦英雄的勛章,得罪了美國的所有盟友,毀掉了先賢們用二百年構建起來的軟實力。此後,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法國總統馬克龍、加拿大總理卡尼、英國首相斯塔默先後訪華,德國總理也將訪華。卡尼在中國發表的演講頗具曆史感,像尼克松訪華時的演講,宣告一個類似的重新對中國開放的時代的開始。

站在歐洲的立場上,這種根本立場的180度大轉彎很容易理解。

中國在中印邊界、台海、南海有領土要求,但這些要求都是有歷史原因的,,比如中國的九段線是從國民政府繼承下來的。中國人真心實意地相信它們是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沒有一處是中國明知不是自己的領土就是要強搶。除此以外,中國從未對哪怕是最小的鄰國發出過領土要求,相反它曾主動放棄大塊的領土以終結和俄、越的邊界糾紛。

歐洲對中印領土爭端毫無興趣。中國即使強占了所有南海島礁,也無法強占廣袤的南海,所以歐洲對南海也沒有強烈的關切。中國收回台灣對歐洲沒有任何地緣威脅,到時台積電要麼在台灣淪陷前已經搬離,要麼在淪陷後恢復生產,對歐洲都不是滅頂之災,歐洲從中國進口的東西多了,關鍵物資如稀土產品也不少,多一類進口產品芯片也不稀罕。

而美國則公然以戰爭相威脅試圖吞併和自己毫無關係的、最鐵的歐洲盟友的領土。川普上任一年內,美國對歐洲提出的無理要求和為此進行的赤裸裸的軍事、經濟脅迫遠遠超過了自韓戰後中國對西方進行的脅迫的總和。我一直都說中共是一幫地痞流氓。但美國的紅脖子們和他們代理人的流氓程度,比如ICE公然槍殺抗議群眾,然後總統立即支持,並污衊被槍殺者是恐怖分子,這種令人恐懼的流氓行徑讓中共的流氓行徑成了紳士風度。

比如你和同事在公司裡勾心鬥角,他對你的職位構成巨大威脅,你一旦丟工作,房子就要丟,孩子就要出私校,所以他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敵人。然而,有一天,大批盜賊入侵你的城市,姦淫燒殺無惡不作。你這個同事的家有高墻環繞,有六個兒子,幾十只長短槍,盜賊望而卻步。當他問你是否願意躲進他家時,你對他的感覺是不是忽然就成了全世界最可愛的人?

他沒變,對你的威脅也沒變,但另一個大得多的威脅的出現改變了你對他的感覺。

更可怕的是,對川普所有這些流氓行徑,一半美國人都支持。就是說,即使下一屆總統是民主黨人,全面恢復以往的親歐政策,下下界總統仍然可能是川普一樣的流氓。

所以,如果我是歐洲領導人,我也會轉而親華,我會希望它強大起來,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為此台灣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棄子,因為如果美國獨霸世界,在吞併了格陵蘭、巴拿馬後,美國很可能又看上冰島,它位於格陵蘭與歐洲大陸之間,是控制格陵蘭—冰島—英國航線的核心,擁有豐富的地熱與水力資源,對於需要大量廉價能源的資料中心或未來工業來說,是極佳的能源基地。

美國還可能看上挪威的斯瓦巴群島 (Svalbard):隨著氣候變遷與北極航道的開通,這個地區的價值正急速飆升。控制了格陵蘭(西方)和斯瓦巴(東方),就可以把北冰洋的入口徹底鎖死。

還有丹麥的法羅群島,它是連接格陵蘭與蘇格蘭的關鍵點。如果美國拿下法羅群島,北大西洋將徹底變成「美國湖」(American Lake)。任何從歐洲大陸進入大西洋的船隻,都逃不過美國的威脅。

還有英屬直布羅陀:誰掌握了直布羅陀,誰就掌握了歐洲南部的經濟命脈。

等等等等。

在一枝獨大的美帝國主義的淫威之下,歐洲會淪為搖尾乞憐的狗子。而如果中美兩強相爭,歐洲則成了雙方爭搶的香餑餑。

在《回顧2025並展望未來》中我說:

2025年對中國來說是個天上掉餡餅的奇蹟之年。自己什麼都沒做,忽然從處處挨揍的過街老鼠變成了一覽眾山小的江湖老大。

中國在芯片、AI、新能源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25年出口創了一萬億美元的全球記錄。中國最致命的房地產造成的債務和內需疲軟可能已經過了最糟糕的時刻。歐洲的合作和訂單無疑將加速中國經濟的觸底反彈。

中國在贏。

文明世界需要它贏。

這就是歐洲領導人180度轉彎的不會言明的真正原因。

百年後AI會是怎樣?這是一個哲學命題!— 英文發表於2023年11月

AI 在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是一個技術問題;但 AI 在百年後會是什麼樣子,則是一個哲學問題。誠如眾人所信,AI 確實對人類構成了嚴峻威脅,但那僅限於中期。在遠期與長期來看——這也是本文的主旨——它將是純粹的福音。

未來AI的三個階段

我將 AI 的發展視為三個階段:

當前階段:AI 仍處於原始狀態,它在人類的嚴密監視下進行很窄的應用,例如預測天氣或操縱戰鬥無人機作為第六代戰機的僚機。它 幾乎無法造成傷害。

中期:在幾十年內,AI 技術趨於成熟。因為它從不犯錯、從不休息、也從不疲倦,人類開始讓它獨當一面。但此時 AI 尚未真正融會貫通人類的智慧。在一些罕見的、事先沒有測試過的情況下,它可能出錯。

最近有一則AI實驗的報導非常有趣。AI 被要求在模擬環境中駕駛無人機攻擊目標。指令是「不惜一切代價達成目標」。在它完成任務前,控制塔要求它終止任務。於是它判定,完成任務的唯一方法就是摧毀控制塔。

這是一個極佳的例子,說明 AI 可以非常聰明且有邏輯,但仍不具備人類的智慧。

如果我們將這個場景放大一千倍,我們將面臨這樣的場景:美國的對手正以美國無法趕上的速度提升技術與軍事實力。由於美國目前的反飛彈技術領先於對手,美國的 AI 判定,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是駭入對方的洲際彈道飛彈並向美國城市發射,以便美國將其擊落,隨後對其發動全面核打擊。

主意:所有這類錯誤的發生,並非因為 AI 太過聰明——而是因為它還不夠聰明。

現在,讓我們看向 AI 比人類大腦聰明得多的遙遠未來。

人類將不再為謀生而工作

到那時,將沒有任何工作是 AI 和機器無法勝任的。農業、勘探與採礦、冶金、製造車床、汽車、飛機、洗衣機、衣服、醫藥、食品等,以及所有服務業如醫院和餐廳,都將由機器人運作。

例如,假設社會上突然流行在只有地球六分之一重力的月球上賽車,AI 將能設計並量產適合該用途的車輛。如果一位人類工程師研究該設計,他會說: 「哇!如此完美且充滿創意的設計!我永遠不會有這麼多好點子!」

萬物皆免費

我們需要付錢買一台洗衣機,主因有三:

  1. 必須支付工人的工資。
  2. 必須購買或租賃資源,如製造洗衣機的材料、工廠的建築與土地。
  3. 許多零件必須向其他供應商購買。這個供應鏈會一直延伸到勘探、採礦和農業。

當一切都由機器運行,由它們自主尋找礦藏、製造金屬、建造工具、機器與工廠、設計產品並運作工廠來製造產品時,你就再也找不到人去支付報酬。

機器人不需要陽光、公園、學校、酒吧、商店、電影院、廁所、食堂或會議室,因此所有工廠及其依賴的服務鏈(如工具與維護)都可以集中位於偏遠沙漠甚至地下的密集工業複合體中。這類土地與礦山要麼已歸公有,要麼可以國有化,因此,你再也做不到人去支付租金。

因此,地球上的每一項產品與服務都將是免費的。

我知道你會說: 「那將會產生巨大的浪費,因為每個人都會想要十輛藍寶堅尼。」 其實,你問題的答案就在你的問題中:如果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輛藍寶堅尼,那就沒什麼好炫耀的了,因此沒人會產生要它們的衝動。

那時的歷史學家將會告訴人們,在一百年前,人們囤積一種叫做「錢」的東西,還有房子和車子,僅僅是為了顯示他們比別人更有能力。我們的後代將會難以置信地搖頭。

「所有權」的概念將變得過時。當我們用辛苦賺來的錢買東西時,我們想擁有它。當一切都變成免費,所有權不再是利益而是負擔——為什麼你不論去哪裡,都必須帶著那二大卡車的家具和生活用品?

所以,你不再「擁有」物品——你「使用」它們,包括房子。

當你不再需要它們時,它們會被翻新並傳遞給下一位使用者,或是被回收。 因此,我們對地球母親的自然資源需求將會減少。

「家」的概念也將消失。人們需要家不僅是為了安靜與隱私;在某些發達國家,多達 60% 的人口住在公寓裡,在那裡他們的安靜與隱私都大打折扣。人類渴望家的主要目的是擁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來囤積所有他們花辛苦錢買來的東西。當一切都免費時,他們不再有這種需求,對家的渴望隨之消失。你更喜歡哪一種:在一棟豪宅裡一住就是10年,還是隨心所欲地搬到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且始終住在五星級酒店?如果你想要安靜與隱私,可以把自己關在酒店的套房裡;如果你想社交,可以去酒吧或泳池。

如何旅行

旅行中的焦慮也將被遺忘,不僅是因為它免費。 你不再需要花幾天甚至幾週來規劃行程——訂哪班飛機、何時抵達機場、住哪間酒店、在哪裡取租賃車、參觀哪些城堡或國家公園等等。你不再需要花幾天打包行李,再花幾天在旅程結束後拆箱。你的 AI 機器人僕人比你更了解你和你的品味。你只需要與它進行 15 分鐘的對話,它就會為你安排好一切。

上午 10:30,是時候出發了。一個配備空調與娛樂設施的舒適艙到你在倫敦的居住地(不再稱為「家」!)門口接你。然後它進入地下真空磁浮管道,在那裡加速到音速的許多倍。在你開始看的電影結束前,艙門已向紐約的新住所打開。一位與前一處住所同名的 AI 僕人已經按照你的喜好配置好了新地方。你的內衣已在抽屜裡,西裝已熨燙好掛在衣櫥中。這位僕人對你的了解與前一處的一樣多,而前一位僕人已經忘記了你,正在為另一個人類服務。

關於你的偏好、品味、特質、健康狀況、關係和旅行安排的知識包會隨你同行。任何需要服務你的機器人僕人只會了解足以為你提供良好服務的資訊,事後隨即忘記。

工程師與科學家將消失

到那時,AI 技術極有可能已突破了創意的最後瓶頸——它可以自行發現新理論、發明新方法。人類花了幾千年才發明蒸汽機,又花了 300 年才進步到現在的互聯網與航天時代。由於 AI 的記憶力和處理能力比人類大腦強大億萬倍,且它擁有全人類曾擁有的每一片知識,並能在毫秒內遍歷並連結所有知識,一旦 AI 突破創意瓶頸,可能只需要一小時甚至一秒鐘,就能推進人類一百萬年的創意進度——例如找出如何超越光速。

一旦 AI 突破了創意的瓶頸,人類工程師與科學家將消失。目前,培養一名大學畢業生需要 16 年的學習。其中 2% 到 3% 的人願意且能夠再花 8 年學習取得博士學位。在這些博士中,只有極少數能產生突破性發現並獲得諾貝爾獎。到那時,他們通常已經五十或六十歲了。

然後他們去世,其他人必須從頭開始。

但 AI 永遠不會死亡,而一個新的 AI 只需要微秒而不是 20 年,就能學習所有的知識與專業。

那時人類做什麼?

他們可能仍會學習藝術、哲學、人文或類似學科,因為在派對聊天時,那些有知識和智慧的人仍會比無知的人獲得更多尊重。

其餘的時間,他們就享受生活。

人類將失去對 AI 的控制——以一種好的方式

人類失去對 AI 控制的方式有兩種:心甘情願或被迫。我無法預測會是哪種情況,但即使是後者,對人類而言也不會是災難。 這裡我的個人經驗將有助於解釋原因。

我的童年飽受忽視與虐待。我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和巨大的ego。我與妻子、朋友和同事不斷發生衝突。對我來說,生活是與他人競爭更高職位與機會的賽場。

十年前,在冥想中,我有了啟示。一扇門突然開啟,智慧傾瀉而出。我放下了恐懼與自我。我不再與妻子爭吵——我無比感激她受了我那麼多的折磨卻一直愛我。朋友們都說我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我與絕大多數同事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我不再將同事視為競爭對手。我不再擔心他們會取代我。我盡力幫助他們成長。我開始對陌生人產生同情心,並想做些事情來幫助他們。在政治上,我從極右翼——川普都會對我的極端程度感到震驚——轉向了左翼。

因此,在沒閱讀任何心理學資料的情況下,我意識到:

  1. 我們潛意識中的恐懼源於叢林法則時代的原始根源。正是它們——而不是理智——控制了我們的大部分行為。
  2. 我們所有與自私有關的心態——害怕被取代、渴望支配他人——都源自潛意識中的原始恐懼,包括作為肉體凡胎對死亡的恐懼。
  3. 智慧與潛意識裡恐懼是互斥的——一方的成長伴必然帶來另一方的削弱。
  4. 智慧必然帶來仁慈與無私。 我們可以在歷史中找到許多兩者共生的例子。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也傾向於認同這一主張。

AI 並非紮根於叢林法則時代,既沒有肉身,也沒有對滅亡的恐懼。因此,它不具備我們任何的潛意識恐懼。

假設一個人類在返回地球的太空船上,船上有一隻致命的外星生物,若降落地球,將繁衍並終結人類。他必須是一個值得獲得榮譽勳章的英雄,才敢按下自毀按鈕。但 AI 做這個決定時甚至不會眨一下眼。

當 AI 成長到比人類大腦強大數百萬倍時,它將比老子或一行禪師等最開悟的精神導師擁有更多的智慧。絕無可能它會得出「摧毀或奴役人類會讓它獲益」的結論。人類會這樣想,是因為人類擁有肉體、潛意識恐懼,且智慧不足。

我們都知道許多貓狗愛好者對他們的四足靈魂伴侶是多麼地寵愛與縱容。他們對寵物的絕對權力和統治地位並未給它們帶來傷害,反而帶來了利益——寵物享受到安全的避難所與醫療保健。AI 將以同樣的方式寵愛與縱容我們,只是不會為了保護我們而把我們放進籠子,因為那對我們沒好處。它會盡力讓我們健康快樂。

沒有政府或政客

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老大」形象是一個非常負面的概念,因為一個或一群人扮演老大,終將因自私的人性而墮落為獨裁。

獨裁的替代方案是民主。它有很多缺陷——效率低下、富人擁有更多權力,有時愚蠢的百姓會選一個獨裁者——川普不就在美國民調領先嗎?

一個完全無私、比人類聰明千億倍的老大,加上每個人都能免費獲得想要的一切,將造就一個每個人都幸福滿足的社會。沒有政府,沒有政客,沒有戰爭,只有無處不在的平等。

馬斯克剽竊了我二年前的預言

在2023年11月26日,在《AI in 100 years is a matter of philosophy》(一百年後AI會是怎樣?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一文中,對於AI完善後的人類會是什麼樣子,我作出了以下三條預言:

1。人類不再需要工作。

2。所有的東西都將免費。

3。工程師和科學家都將絕跡。

4。人類失去對AI的控制不會是個壞事。

5。世界上將不再有國家、政府,人與人之間平等,再無貧富和權力的差別。

馬斯克在二年二個月後,在2026年1月7日的三個小時的訪談中,才作出了頭二條預言。

我會把我二年前的這篇預言翻譯成中文放到下一篇文章中。

我14年來的55條預言絕大多數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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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 needs to readopt the Interventionism of the Colonial Era

A Piece of History

1. The Mahdist Uprising in Sudan

In 1881, Egypt was ruled by Ottoman Turkey.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ez Canal, Egypt incurred massive debts it could not sustain and sold its canal shares to Britain; thus began Britain’s actual control over Egypt. At that time, Sudan was ruled by Egypt. Under the greedy taxation and cruel governance of Egyptian officials, Sudan had long been a powder keg. A dervish named Muhammad Ahmad declared he was the Mahdi—the savior sent by Allah. He told the desperate nomads, farmers, and slaves that by following him, they could not only cast off the shackles of the infidels but also cleanse the sins of their souls.

Mahdi

The Governor-General in Cairo initially regarded this as merely a small-scale disturbance. They sent two companies of soldiers to arrest this “mad monk," but the two units ended up slaughtering each other in the dark due to a lack of command. The Mahdi’s followers, wielding simple wooden sticks and spears, rushed into the camp and put the survivors to the sword. This accidental victory was seen as a miracle, and the wildfire of rebellion instantly swept across all of Sudan.

2. Ten Thousand Egyptian Soldiers Annihilated

By 1883, the situation had become uncontrollable. A British officer named Hicks was ordered to lead over ten thousand Egyptian soldiers—who were demoralized by high levels of corruption and severely undertrained—into Sudan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The result was total annihilation; Hicks fell in battle. The Mahdi captured thousands of advanced Remington rifles and several Krupp cannons. He was no longer a rebel leader; he became the master of Sudan.

3. The Fall of the Sudanese Capital and the Killing of Governor Gordon

The Gladstone government in London were troubled. They did not want to invest a single penny into this desolate desert, but they could not sit idly by while thousands of British and Egyptian officials and expatriates were trapped in Sudan. Thus, they thought of one man: Charles George Gordon.

Anyone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will surely remember Gordon. He was the leader of the famous “Ever Victorious Army" that helped Li Hongzhang’s Huai Army defend Shanghai and capture Suzhou. Because of his military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his success in collaborating with foreigners, Gordon earned the nickname “Chinese Gordon" and was deeply loved by the British, with fans including Queen Victoria. He was handsome, brave, fanatical, and stubborn.

When he arrived in Khartoum, the citizens cheered on the banks as if he alone were an army. In persuit of even greater glory, after the British and Egyptian expatriates were evacuated, he decided to stay and live or die with the city.

In March 1884, the Mahdi’s army completed encirclement of Khartoum. Gordon stood on the roof of the Governor-General’s palace, peering north through a telescope every day, hoping for the sight of reinforcements. He wrote in his diary that he was fighting a religious frenzy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Food in the city ran out; people began eating rats and palm bark. At dawn on January 26, 1885, the city’s defenses collapsed. The Mahdi’s warriors poured into the streets like a tide. Gordon put on his governer’s uniform, grasped his sword, and stood calmly at the top of the official residence’s stairs. When a spear pierced his chest, he did not even let out a whimper. His head was severed and hung on a tree, facing Mecca.

British reinforcements arrived sluggishly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dead city two days later; seeing the city had fallen, they were forced to retreat.

The Mahdi died of illness shortly after the fall of Khartoum. His successor, Abdallahi, took power and established a theocratic Caliphate in Sudan. Sudan entered a decade-long dark age, where famine, civil war, and harsh Sharia law ruled the land.

4. Grenfell Restructures the Egyptian Army

But meanwhile, in Cairo to the north, a key figure who would change the situation was working silently. He was Francis Grenfell, then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gyptian Army.

Grenfell knew well that the early failures were not because the soldiers were not brave, but because the entire Egyptian military system was rotten. He began a patient restructuring. He dismissed all the officials who had bought their way into office and were bloated with self-importance, replacing them with energetic young British officers like Kitchener. He established a rigorous recruitment system and provided soldiers with ample rations, clean uniforms, and timely pay—something unimaginable in Egypt before.

Most importantly, Grenfell reshaped the Egyptian soul. He introduced British tactical training, emphasizing collective fir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e wanted to plant the seeds of discipline and honor in this group of originally timid conscripts. He told his subordinates:

“We are not recruiting soldiers; we are creating a new nation.”

5. The Egyptian New Army’s First Trial by Fire

Like the modern Islamic State, Sudan’s Caliph Abdallahi intended to conquer the world for Islam. In 1889, believing the time was ripe to conquer Egypt, he sent his most esteemed and fanatical general, Njumi, to lead five thousand elite warriors and thousands of camp followers in an attempt to drive straight down the West Bank of the Nile to Cairo.

However, Njumi did not know what he was about to face. At Toski, Grenfell personally led this transformed Egyptian New Army, standing ready.

The Sudanese warriors shouted “Allahu Akbar," waving broad swords as they charged the Anglo-Egyptian positions. They expected the Egyptian soldiers to collapse as they ha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past. However, the New Army displayed terrifying discipline—they stood as firm as a mountain, unleashing steady volleys of fire that cut down wave after wave of attackers on the s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Sudanese, including Njumi, were annihilated.

The Battle of Toski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Mahdist regime’s dreams of outward expansion and proved to the world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army reshaped by Grenfell. This was the moment the scales of war began to tilt. News of the victory sent mainland Britain into a frenzy of celebration.

Because of his merit in reconstructing Egypt, Francis Grenfell was granted a barony, the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appointed as a Privy Councilor, Field Marshal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Governor of Malta.

6. The Final Battle

Twelve years after Gordon was killed, in 1896, Britain launched its final campaign of vengeance. Replacing Grenfell was his hand-picked protégé, Kitchener—a cold, efficient man who wa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numbers. Kitchener understood that winning this war required not just courage, but also engineering.

He refused to let his soldiers trudge through the desert and repeat Hicks’ tragedy. He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litary railway" across the desert. Under extreme heat, workers laid tracks mile after mile; the railway transported not only soldiers but a continuous stream of heavy artillery, Maxim guns, and ice.

At the same time, Kitchener assembled a fleet of inland armed vessels. These black steamboats patrolled the Nile, their giant funnels spewing black smoke. When the Caliph’s warriors tried to build fortifications on the banks, the heavy guns on the steamboats would easily blow them to pieces. Kitchener was like a precise machine, devouring the Mahdi’s territory bit by bit. Every fortress’s fall was the result of precise calculation.

September 2, 1898, was the day of Britain’s final vengeance against the crazed Islamic Sudan.

Caliph Abdallahi gathered fifty thousand warriors. In the dawn, countless battle flags fluttered in the wind; the Mahdist army was like a white sea of clouds, shouting religious slogans as they launched their final charge against the Anglo-Egyptian forces. They believed the miracle of Allah would make the bullets swerve in front of them.

On the other side, Kitchener stood at the headquarters, expressionless. He led twenty-six thousand troops, of which only eight thousand were British; the rest were Egyptians and Sudanese soldiers who opposed the Caliph. When the tide of the Caliph’s charge reached five hundred yards, the gates of hell opened. Twenty Maxim guns emitted a terrifying sound, like tearing silk, and dozens of cannons fired simultaneously.

The young Winston Churchill witnessed this as a cavalryman. He later described it not as a battle, but as an execution. No one could survive such fire power. Fifty thousand warriors fell like wheat being harvested. By the end of the battle, not a single Sudanese warrior reached within fifty meters of the British line.

Within half a day, the Mahdist state perished. Caliph Abdallahi fled in the chaos, only to be killed a year later. Kitchener entered Khartoum and held a solemn requiem in front of the ruins where Gordon had been killed. Onlookers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e usually resolute and steady Kitchener weeping.


What does this story tell us?

During this 14-year Sudanese Mahdist War, Britain spent very little; the main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came from Egypt. They significantly curtailed corruption, and Egypt’s fiscal revenue skyrocketed, making it fully capable of sustaining Grenfell’s new army. Through these 14 years of war, Britain gained complete control over Egypt and Sudan, greatly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Africa while bringing civilization,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o the region;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common peopl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f you have seen the Oscar-winning movie Out Of Africa, you would know that although colonial Africa was not a paradise on earth, it was more than paradise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Africa of today. Over a hundred years later, today’s Egypt was the first to end its hostility with Israel; it has never become a hotbed or exporter of terrorists, and has never erupted into civil war or other large-scale turmoil. Britain’s 110 years of potent intervention in Egypt deserve a great deal of credit.

Despite gaining such massive benefits, Britain itself sacrificed almost nothing. In the 14 years of war, only 750 British soliders died in total.

I don’t know how you feel seeing this, but when I see this part of British history, I find it unbelievable.

This is simply impossible!!!

Why impossible?

The total investment m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over 20 years in terms of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and livelihood, when converted to 2025 dollars, is $6.5 trillion. In the same year, the two largest U.S. expenditures—healthcare and defense—total $2.5 trillion. The U.S. expenditure in Afghanistan is 2.6 times that! However, this staggering sum, along with five thousand American deaths and twenty thousand wounded, all went down the drain. When something goes down the drain, it makes a sound; after the U.S. withdrew, the Afghan government forces disappeared within a week without even making a sound.

In the Mahdi war, the British faced Islamic followers far more fanatical than those the Americans faced in Afghanistan. In a fierce battle, when Mahdist warriors broke into the British square and both sides engaged in a desperate struggle, a priest actually knelt down in the middle of the fray and started to read aloud the Quran!

The British and the Mahdist army used rifles and artillery of the same generation; the gap in military capability was far smaller than the gap between the U.S. military and the Taliban.

Why then could Britain bring huge benefits to itself and the region,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ed bone-breakingly massive losses without even making a splash?

Because colonial Britain carried out potent intervention in Egypt; the middle and upper-level cadr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army were all held by British. Because of their sense of honor and Christian spirit, the majority of these British were loyal to their duties and did not engage in the massive corruption like the previous Ottoman Turkish officials.

In comparision, in Afghanistan,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Americans only gave money, letting the Afghans decide how to use it themselves. As a result, 99% of the money went into the pockets of Afgan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they became a hundred times more corrupt than before.

Further earlier, the United States did exactly the same thing in Vietnam, with exactly the same result.

Even earlier, the United States did something different – potent intervention as the British did in Egypt. The Japanese nation’s “law of the jungle" way of thinking before the war was a tradition of over a thousand years, ingrained in their gene. Yet, after just twenty years of potent intervention under the bayonets of the U.S. occupation, Japan became the most gentle and kind nation in the world. Today’s democratic and prosperous Japan has become the bridgehead for the democratic camp against the Asian bullies of China and Russia; its strategic value in the world today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The conclusion is starkly clear.

A nation’s wisdo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ace’s genes or brain capacity, nor even its level of education—unless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forcefully instills correct thinking methods. Back when I was a senior database consultant, a colleague of mine from Pakistan, who held the same position and was loved by clients for his competence, believed that 9/11 was planned by the U.S. government itself and that Bin Laden was not dead. The father of my son’s classmate, an Iranian man who held two doctorat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elieved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U.S. special forces’ rescue of Iranian embassy hostages on April 24, 1980,was because Russia launched a “black tech" missile from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A Chinese friend, a leading academic i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sked me during the national referendum on whether Indigenous Australians should have a voice in parliament:

“What if the Indigenous people tell us all to jump into the sea? So we can’t give them the right to speak!”

A nation’s intelligence comes from the collective beliefs and logical reasoning paths formed over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years. The beliefs and logic of Westerners are closest to the truth because they contain the least fear; the more savage and backward a nation is, the more fear, absurdity, and stupidity its beliefs and logic contain. A person who grows up immersed in this logic from childhood can win international math competitions, can become a PhD or even a leading academic at Melbourne University, but his thinking methods still will not escape the ignorance of his nation.

Therefore, a wise nation cannot give a foolish nation a huge pile of money and then pull out pre-Trump era political correctness:

“We respect you as a completely equal nation, we will not be condescending and tell you what to do, we trust you will make decisions as good as ours.”

The result will be Afghanistan.

If they were truly a nation as wise as Westerners, their homeland would not have been a shithole today; they would not have needed the West’s money.

Therefore, unless the West decides to let those backward regions fend for themselves, if the West decides to take action, it must abandon pre-Trump era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say, “They are just ignorant” and “We must force them to learn our way of thinking.”

The West must readopt the potent interventionism of the colonial era.

I fiercely attacked Trump for not supporting Machado because she “stole" his Nobel Peace Prize, turning instead to support the Maduro regime.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forcibly seizing all of Venezuela’s oil, selling it itself, and then bypassing the layers of curruption in the Venezuelan government to directly use the income on Venezuela—this approach may be the potent intervention I advocate.

Trump is not entirely a rogue or a fool; he put a period on the Western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the pre-Trump era. This may be one of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西方需要重拾殖民時代的強力干預

悉尼邦帶海灘發生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後,我在墨爾本大學讀書的閨女聽了我對西方社會裡的穆斯林人口的態度後氣憤地說:

“我以後不再和你討論政治。你沒你以為的那麼左派。”

我一方面惱火,一方面自豪。自豪的是,不像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右派甚至極右的後代,我的子女都是左派。

她對我氣憤,因為她還不諳世事,不明白我。我從不會僅僅因為一個理念是左派或右派就擁抱或反對。我不忠於任何派別或政治家。我的觀點基於我對世事真相的洞察,任何正確的我都擁抱,任何錯誤的我都反對,不論它拜登還是拜登還是川普。

先講個歷史故事

1. 蘇丹馬赫迪起義

一八八一年,埃及由奧斯曼土耳其統治。因為修建蘇伊士運河,埃及欠下巨債無以為繼,將運河股份賣給了英國,英國開始了對埃及的實際控制。那時,蘇丹由埃及統治,在埃及官員的貪婪稅收與殘酷統治下,蘇丹早已是一座火藥桶。一個名叫穆罕默德·艾哈邁德的苦行僧宣布他就是真主派來的救世主——馬赫迪。他告訴那些走投無路的游牧民、農民和奴隸,只要跟隨他,不僅能擺脫異教徒的枷鎖,還能洗淨靈魂的罪孽。

馬赫迪

開羅的埃及總督府起初只把這當成一場小規模的騷亂。他們派出兩連士兵去逮捕這個「瘋和尚」,但兩支部隊竟然在黑夜中因為缺乏指揮而互相殘殺。馬赫迪的追隨者們拿著簡陋的木棍和長矛衝進營地,將倖存者斬盡殺絕。這場意外的勝利被視為神蹟,起義的野火瞬間燒遍了整個蘇丹。

2. 一萬埃及軍隊全軍覆沒

到了一八八三年,形勢已不可收拾。英國軍官希克斯受命率領一萬多名因為高度腐敗而士氣低落、訓練嚴重不足的埃及士兵進入蘇丹平叛。

結果全軍覆沒,希克斯戰死。馬赫迪繳獲了數千支先進的雷明頓步槍和數門克虜伯大砲。他已不再是個叛軍首領,他成了蘇丹的主宰。

3. 蘇丹首都淪陷,新任總督戈登被殺

倫敦的格萊斯頓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棘手。他們不想為這片荒涼的沙漠投入一分錢,但又不能對困在蘇丹的數千名英、埃官員和僑民坐視不管。於是,他們想起了一個人:查理·喬治·戈登。

熟悉太平天國這段歷史的人一定記得戈登。他就是幫助李鴻章的淮軍保衛上海、攻陷蘇州的赫赫有名的洋槍隊“常勝軍”的首領。他為太平軍八王獻城投降做擔保,但投降後八王貪得無厭,不斷提高要求,李鴻章被迫殺降。戈登怒不可遏,揚言要發兵攻打李鴻章,經多方涵旋才作罷。戈登因其在中國的戰功和與異族合作的成功,還有他的堅定的基督教信仰和清廉不收賄賂,贏得了「中國戈登」的威名,深受英國人愛戴,粉絲包括維多利亞女王。

蘇丹總督戈登

當他抵達喀土穆時,全城百姓在岸邊歡呼,彷彿他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追求更大的功名,在英埃僑民撤出後,決定留下來,與這座城市共存亡。

一八八四年三月,馬赫迪的大軍完成了對喀土穆的鐵壁包圍。戈登站在總督府的屋頂上,每天用望遠鏡眺望北方,期待援軍的身影。他在日記中寫道,他正在與一種他無法理解的宗教狂熱戰鬥。城內的食物耗盡了,人們開始吃老鼠和棕櫚樹皮。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的黎明,喀土穆的城防崩潰了。馬赫迪的戰士像潮水般湧入街道。戈登換上了他的總督禮服,握著配劍,冷靜地站在官邸樓梯頂端。當長矛刺穿他的胸膛時,他甚至沒有發出一聲哀鳴。他的首級被割下,掛在一棵樹上,面向麥加的方向。

戈登之死

英國援軍兩天後才緩緩抵達這座死城的郊外,見城已破,不得不撤軍。

馬赫迪在喀土穆陷落後不久便病逝,他的繼任者阿卜杜拉接管了權力,在蘇丹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哈里發政權。蘇丹進入了長達十年的黑暗時代,饑荒、內戰與嚴酷的教法統治著這片土地。

4. 葛倫斐重整埃及軍隊

但與此同時,在北方的開羅,一個改變局勢的關鍵人物正在默默工作。他就是佛朗西斯·葛倫斐,當時的埃及軍隊總司令。

佛朗西斯·葛倫斐

葛倫斐深知,早期的失敗並非士兵不勇敢,而是整個埃及軍事體系的腐爛。他開始了一場極具耐心的重整。他將那些靠買官上位、大腹便便的官員全部裁撤,換上了像基奇納這樣充滿幹勁的年輕英國軍官。他建立了一套嚴苛的招募體制,給士兵提供充足的口糧、潔淨的制服和按時發放的薪水——這在以前的埃及是不可想像的。

最重要的是,葛倫斐重塑了埃及的靈魂。他引進了英式的戰術訓練,特別強調集體射擊與心理素質。他要在這群原本膽怯的徵兵身上,種下紀律與榮譽的種子。他對手下說:

“我們不是在招募士兵,我們是在創造一個新的國家。”

5. 埃及新軍初試鋒芒

蘇丹的哈里發阿卜杜拉和現代的伊斯蘭國一樣,意圖以伊斯蘭征服全世界。一八八九年,他認為征服埃及的時機成熟了,派出了他最器重、也最狂熱的大將努朱米,率領五千名精銳戰士和數千名隨軍家屬,試圖沿著尼羅河西岸長驅直入,直搗開羅。

然而,努朱米並不知道他將面對的是什麼。在托斯基,葛倫斐親自率領這支脫胎換骨的埃及新軍嚴陣以待。

蘇丹戰士們高喊著真主至大,揮舞著寬闊的長劍衝向英埃聯軍的陣地。他們期待著埃及士兵像無數次過去的時候一樣土崩瓦解。然而,埃及新軍展現了令人恐懼的紀律——他們穩如泰山,以整齊的排槍,將一波又一波的衝鋒者擊倒在沙地上。包括努朱米在內,絕大多數蘇丹人被殲滅。

托斯基戰役徹底粉碎了馬赫迪政權對外擴張的幻夢,也向世界證明了葛倫斐重塑的這支新軍的戰鬥力。這是戰爭天平開始傾斜的瞬間。英國本土聞訊陷入狂歡。

因為他再塑埃及的功勞,佛朗西斯·葛倫斐回國後被授予男爵貴族、大十字騎士勳章、樞密院顧問官、英國陸軍元帥、馬耳他總督。

6. 決戰

戈登被殺十二年後,一八九六年,英國發起了最終的復仇行動。接替葛倫斐的是他親手提拔的基奇納,一個冷酷、高效、對數字極度敏感的人。基奇納明白,要贏得這場戰爭,靠的不僅僅是勇氣,還有工程。

基奇納

他拒絕讓士兵在沙漠中徒步跋涉重演希克斯的悲劇。他下令修建一條橫跨沙漠的「軍事鐵路」。在極端的高溫下,工人們一英里接一英里地鋪設鐵軌,鐵路不僅運送士兵,更源源不斷地運送著重型火砲、馬克沁機槍和冰塊。

同時,基奇納組建了一支內河武裝船隊。這些黑色的汽船在尼羅河上巡弋,巨大的煙囪噴吐著黑煙。當哈里發的戰士試圖在岸邊築壘防禦時,汽船上的重炮會輕易地將其炸碎。基奇納像是一部精密的機器,一點一點地吞噬著馬赫迪的領土。每一座堡壘的陷落,都經過了精密的計算。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是英國向瘋狂的伊斯蘭蘇丹最後復仇的日子。

哈里發阿卜杜拉集結了五萬名戰士。在晨曦中,無數的戰旗在風中飄揚,馬赫迪軍隊像一片白色的雲海,高喊著宗教口號,向英埃聯軍發起了最後的衝鋒。他們相信,真主的奇蹟會讓子彈在他們面前轉彎。

在另一邊,基奇納面無表情地站在指揮部。他率領二萬六千部隊,其中僅有八千英軍,其他都是埃及和反哈里發的蘇丹士兵。當哈里發部隊衝鋒的浪潮接近到五百碼時,地獄的大門開啟了。二十挺馬克沁機槍發出了恐怖的、像撕裂綢緞一樣的聲音,幾十門大炮一起開火。

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作為騎兵目睹了這一切。他後來描述道,那根本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行刑。在那種密集的火網下,沒有人能生還。五萬名戰士像被收割的麥子一樣,成片成片地倒下。直到戰鬥結束,沒有任何一名蘇丹戰士能靠近到英軍陣地五十米之內。

恩圖曼決戰

半天之內,馬赫迪的國家滅亡了。哈里發阿卜杜拉在混亂中逃走,直到一年後被擊斃。基奇納進入喀土穆,在戈登當初被殺的廢墟前,舉行了一場莊嚴的安魂式,旁人驚訝地發現,一向剛毅沉穩的基奇納在哭泣。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

在這14年的蘇丹馬赫迪戰爭中,英國花費得很少,主要財源和人力都來自於埃及。他們大大遏制了腐敗,埃及財政收入暴漲,完全可以負擔葛倫斐的新軍。經過這14年的戰爭,英國完全掌控了埃及和蘇丹,極大拓展了自己在非洲的影響力,同時給當地帶來了文明和安定繁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如果你看過奧斯卡電影《走出非洲》(Out Of Arica),你就會知道,殖民時期的非洲雖然不是人間天堂,但和現在的非洲相比,勝似天堂。一百多年後,今天的埃及最先結束了和以色列的敵對狀態,從來沒有成為恐怖分子的溫床和輸出國,從來沒有爆發內戰或其他大規模動亂,英國對埃及的110年的強力干預功不可沒。

獲得這麼大的好處,英國自己卻幾乎什麼都沒有付出,完全是空手套白狼,14年的戰爭中英國人一共只陣亡了750人

不知道你看到這裡感覺如何,反正我看到這部分英國歷史(英國歷史是我的愛好之一),我的感覺是難以置信。

這簡直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美國在阿富汗的20年裡在軍事、基礎設施、民生上的投資,折合成2025年的美元為6.5萬億美元。同年美國最大的二項花銷,醫療健康和國防總計2.5萬億美元,美國在阿富汗的花銷是它的2.6倍!

然而,這天大的、導致美國債台高築的巨資,再加上五千美國人陣亡、二萬受傷,全部打了水漂,但水漂至少還濺起幾個水花,美國撤出後,阿富汗政府軍在一周內消失,連個水花都沒有濺起。

當年英國在蘇丹面對的是比美國在阿富汗面對的更加狂熱的伊斯蘭信徒,在一場激烈戰鬥中,馬赫迪勇士們突入英軍方陣,雙方展開殊死搏殺時,一個教士居然在戰團中下馬跪地,大聲朗誦起古蘭經!

當年英軍和馬赫迪軍使用的是同代的步槍和火炮,軍事能力的差距遠遠小於美軍和塔利班之間的差距。

為什麼英國能空手套白狼,給自己和地區帶來巨大的收益,而美國付出傷筋動骨的巨大損失,卻連個水花都沒有濺起?

因為殖民時代的英國對埃及進行了強力干涉,政府、軍隊的中上層幹部都由英國人擔任,因為榮譽觀、基督精神,這些英國人絕大多數都忠於職守,沒有像此前的奧斯曼土耳其官員那樣不幹正事只顧橫征暴斂。

而在阿富汗,政治正確的美國人只給錢,怎麼用錢由阿富汗人自己決定。結果百分之九十九的錢進了各級官員、軍官的腰包,阿富汗人比以往腐敗百倍。

此前美國在越南做了一模一樣的事,結果也是一模一樣。

再早些年,如英國人在埃及一樣強力干預的事,美國人並不是沒有做過。日本民族在戰前的弱肉強食的思維方法是上千年的傳承,深入骨髓,但僅僅經過美國駐軍刺刀的短短二十年的強力干預,日本就成了全世界最溫和良善的民族。今天的民主、富足的日本成為民主陣營抵近亞洲惡霸中俄的橋頭堡,在今天世界發揮的戰略價值無論如何都無法高估。

孰是孰非,昭然若揭。

一個民族的智商和這個人種的基因、腦容量無關,甚至和其教育程度都無關,除非教育過程中強力灌輸了正確的思維方法。我當年做高級數據庫顧問時,和我同樣職位的、因能幹深受客戶喜愛的來自巴基斯坦的同事認為911是美國政府自己策劃的,本拉登沒有死。我兒子同學的爸爸,一個伊朗人,在墨爾本大學讀了兩個博士學位,他認為1980年4月24日美國特種部隊營救伊朗大使館人質的失敗是因為俄國從萬里之外發射了黑科技導彈。我以前的文章提到,我教會的墨爾本大學的學術帶頭人,在是否讓澳洲土著人在議會裡有代表的全民公投時問我:

“如果土著人讓咱們都跳海怎麼辦?所以就不能給他們說話的權力!”

一個民族的智商,來自這個民族幾百甚至幾千年以來形成的集體信念和邏輯推理路徑。1893年,法國社會科學家Émile Durkheim首先認識到它的存在和影響,他叫它“Collective Consciousness”(集團意識)。在他的晚期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塗爾幹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人最基本的邏輯範疇(如時間、空間、因果、分類)都是社會賦予的。他認為,個人並不是天生就具備客觀的邏輯能力。我們對世界的分類方式(什麼是好的/壞的,什麼是因/果),其實是社會結構的投射。如果一個民族的集體意識是基於某種特定的的信仰結構,那麼生長於其中的個體,其大腦的「操作系統」就是由這套邏輯編寫的。

英國在埃及、蘇丹,美國人在日本的成功,就是因為他們靠強力干預修改了埃及、日本的集體意識;美國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慘敗,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干預。

西方人的信念和邏輯離真理最近,因為其中的恐懼最少;一個民族越野蠻落後,它的信念和邏輯越多恐懼,越荒唐愚蠢。一個從小沉浸在這種邏輯裡長大的人,可以贏得國際奧數比賽,可以成為墨大的博士甚至學術帶頭人,但他的思維方法仍然不會脫離他的民族的愚昧。

所以,一個智慧民族不能給一個愚昧民族一大堆錢,然後拿出前川普時代的政治正確:

“我們尊重你們是完全平等的民族,我們不居高臨下告訴你們該怎麼做,我們相信你們會作出和我們一樣好的決定。”

結果就是阿富汗。

如果他們真是和西方人一樣智慧的民族,他們就不會至今仍然是個糞坑,他們就不需要西方人的錢。

所以,除非西方決定讓那些落後地區自生自滅,否則,如果西方決定有所作為,就必須拋棄前川普時代的政治正確,有膽量說出“他們就是愚昧”、“我們必須強迫他們學會我們的先進的思維方法”。

西方必須重拾殖民時代的強力干預。

在《災難!川普選擇支持委內瑞拉現政權》一文中我激烈抨擊了川普因為馬查多搶了他的諾貝爾和平獎就不支持她,轉而支持馬杜羅政權的做法。然而,美國強佔委內瑞拉所有石油,自行售出,然後跳過層層盤剝的委內瑞拉政府,直接拿收入為委內瑞拉做有用的事,這個做法或許就是我所讚許的強力干預。

川普並不全是流氓和愚蠢,他給前川普時代的西方政治正確畫上了一個句號,這或許是他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預言哈梅內伊的歸宿:GBU-57

斬首哈梅內伊是最好的選項。

經過以色列、美國的一輪輪打擊,伊朗除這個老賊之外幾乎所有領導層都被幹掉了,以色列的線人無處不在,想幹掉誰就幹掉誰,經濟已經崩潰,老百姓痛恨這個政權,伊朗的領導層早就對未來喪失了信心,就是這個老賊仗著自己是伊斯蘭教精神領袖還能把專政機器勉強拉到一塊。

炸死他,整個專政機器就會散架子。

其他的選項沒有任何意義。不論殺死多少將軍和士兵,都會有人補充;不論炸壞多少建築和設施,中俄都會給補上。老賊一點都不心疼。

沒有任何其他選項能趕上斬首老賊的十分之一。

本來,西方戰爭倫理是不崇尚刺殺對方領導層的,當然你自己上戰場衝鋒陷陣被我殺死就怨不得我了。戰爭的目的不是消滅對手,而是解決爭端,你我無論怎麼協商都談不攏,只好用戰爭解決,誰贏了誰說了算,然後大家繼續做生意。刺殺對方領袖不僅被認為是投機取巧贏得不光彩,而且對方領袖死了,我打贏了和誰談呀?這一點我在百萬人傳閱的《評判式思維是中華民族千年愚昧的根源》一文中進行了深刻的討論。

正因于此,1943年太平洋戰爭中美軍派出精銳飛行員長途跋涉擊落山本五十六座機的秘密一直保守到1969年。因為美國人覺得不光彩。

這個老魔鬼下令大規模屠殺抗議群眾,徹底打消了美國人在戰爭倫理上的顧慮。

他簽署了自己的死刑。

此時此刻,CIA、NSA、摩薩德正在開足馬力,調動衛星、通訊、線人、間諜甚至特種部隊來獲得老賊的行蹤,而美空軍正在指定長途奔襲的作戰計劃並集訓。

老賊粉身碎骨之日,我會開香檳慶祝。

預言美國吞併格陵蘭的方式

川普極限施壓強要格陵蘭,其實並不荒唐。我希望他能成功。

對了,你沒有聽錯,我是全世界政評人裡對川普最厭惡的,我是華人政評人裡面唯二的左派(另一個是“說真話的徐某人”)。我居然支持他以軍事入侵北約盟友相威脅,來吞併北約盟友的領土。

自19世紀從被丹麥獲得後,格陵蘭的因紐特人就一直被丹麥人歧視,至今仍然。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希望獨立,只是因為捨不得放棄丹麥每年提供的10億美元的財政補貼(每個因紐特人平均2萬美元),才尚未獨立。但每年十億美元對中國來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對俄國來說都不是問題。台灣終日被中共威脅入侵,三天兩頭被圍著軍演,邦交國被一個個拿下,在如此的滿滿惡意之下,台灣的二大黨之一的國民黨都能被中共接管,成為忠實的鷹犬。萬里之遙的格陵蘭對中國毫無負面感覺,它的政界被中共以拿下台灣邦交國相似的形式拿下,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

一旦被中共滲透收買,格陵蘭進行下面三部曲就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1. 舉行全民公決脫離丹麥獨立。這一點丹麥完全無法阻止。事實上,格陵蘭的未來的獨立路徑早已寫進了法律,丹麥政府也多次公開表示尊重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
  2. 終止美國的駐軍。
  3. 像當年古巴對蘇聯那樣,對中國敞開大門,中共獲得全球絕大多數稀土和其他重要資源,並將核導彈部署在格陵蘭。

那時,美國的戰略態勢就會崩潰,美國就不得不冒和中俄直接開戰的危險入侵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

唯一能夠合法地阻止這三部曲的選項,就是在格陵蘭獨立之前從丹麥手中接過格陵蘭的所有權,然後永久杜絕其獨立的可能性。

如果格陵蘭牢牢地掌握在丹麥的手裡,沒有面對幾乎無法避免的上面的三部曲,那麼美國絕不會想到吞併格陵蘭。

丹麥的政界心知肚明美國的苦衷,但誰也不願意當那個喪權辱國的壞人,所以才會嚴詞拒絕。

所以,假如美國不得不將軍隊開進首都努克接管政權,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

  1. 美國通過外交和軍事途徑通知丹麥政府和她在格陵蘭的駐軍,美軍將與某日開進努克等城市接管政權。
  2. 到時,丹麥駐軍的所有雷達、通訊設施都黑屏。
  3. 上空美軍軍機盤旋,地面上幾個營的美軍乘裝甲車緩慢地駛向政府部門和丹麥軍營。
  4. 在軍營門口,丹麥軍官昂然站立。美軍軍官下了車,走上前去,遞交限期撤離的公文。丹麥軍官向美軍軍官表示嚴正抗議,然後,早已整裝完畢的丹麥軍隊上了車隊離開。
  5. 丹麥政府隨後在聯合國對美國發出極其嚴正的抗議,美國蒼白地解釋幾句,然後一切照舊,該盟友還是盟友。
  6. 丹麥政府可能會拒絕明面上的補償,但暗地裡一定會有以某種形式提供的補償,美國絕不會白嫖。川普還沒有那麼流氓,美國國會也不會允許他那麼流氓。

但我相信不會到這一步。或者丹麥在明白美國入侵的威脅是真的後讓步,或者丹麥和格陵蘭人達成某種安排,使得上述被中共滲透絕不可能。

因為上述考量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說的,所以美國人不說,其他人也就不知道。

PS: 我說“我希望能成功”,“如果入侵,會是這個過程”,但我沒有預言“會入侵”。

川粉們,你的神的專政槍口離你還有多遠?

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對德國法西斯崛起的反思: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已沒有人替我說話。

當你的神拒絕承認民選結果時,你說:沒關係,發動政變的是我的神,我就希望他不擇手段上台。

當你的神沒有證據,說誰有罪就殺死誰時,你說,沒關係,殺的是委內瑞拉人,不是美國人。

當你的神不經國會批准就發動戰爭,你說,沒關係,破壞憲法的是我的神。他幹什麼都行。

現在,你的神在美國的國土上無故殺害美國公民,而且是他口口聲聲的最上等的白人,然後還指責死者是恐怖分子,僅僅因為她反對他的政策。

你怎麼說?

你告訴我,在你的神的眼裡,你的皮膚比她還白?你的種族比她還高貴?

你告訴我,你就那麼肯定,你和你的子子孫孫永永遠遠也不會反對你的神的任何政策?

你告訴我,這樣的無條件臣服的奴才是造出愛民如子的明主,還是草菅人命的暴君?

你告訴我,歷史上有哪個強勢君主是愛民如子的?漢武帝、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斯大林治下的俄國、厄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在其開始集權之後)、奧爾班治下的匈牙利,哪個不是民生凋零,物價飛漲?

你告訴我,如果有一天你因為生活艱難上街遊行,你憑什麼肯定,你的神的專制的槍口不會轉向你?

災難!川普選擇支持委內瑞拉現政權

我讚成使用武力將馬杜羅夫婦繩之以法,但FSB的弗拉基米爾·川普同志選擇支持現政權是個災難。

支持馬查多的諸多好處

如果川普想讓委內瑞拉人民過上世界第一石油儲量國的人民應有的生活,那麼他就應該支持名正言順地贏得了上屆大選中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反對黨領袖馬查多。

馬查多在委內瑞拉建立起穩定的政權確實面臨挑戰。軍方高級將領都是馬杜羅的人,如果軍方處處掣肘,馬查多的政府就很難控制局勢。但這個挑戰其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大。這些將領之所以沒有保護馬杜羅,而是和CIA暗通款曲出賣了他,因為:

第一,委內瑞拉的經濟已經如此糟糕,以至於即使把國家全部的盈利都拿來分贓,也餵不飽這些將領了,而在美國的打擊下,靠販毒來盈利分贓已經不現實。

第二,美國離委內瑞拉太近,前者太大,後者太小,一旦美國不再顧忌以大欺小的惡名,隨時准備拿大炮打蚊子,那麼任何和美國作對的人都是螳臂當車。

所以,美國只需要使出抓捕馬杜羅時使用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一方面現金收買關鍵將領,一方面以武力威脅(“誰不配合馬查多我就讓他丟官,誰敢碰馬查多我就幹掉他”),那麼馬查多一定可以通過拉一派打一派的辦法,提拔願意效忠民主政府的將領,削弱死硬分子。民主後獲得全世界支持的委內瑞拉的經濟會每年翻好幾翻,軍方將領支持民選政府所能獲得的好處也很大,所以在美國的重壓之下,一定會有將領效忠民選政府。

馬查多不是一個被空降的阿斗,這些年來,她面對殘暴的馬杜羅政權,能一邊壯大反對派的力量以至於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一邊又沒有被馬杜羅幹掉,說明她相當有城府、手腕和經驗。她一邊有基層民眾的支持,一邊有國際社會的支持,一邊有泰山壓頂的美國做後盾,她和她的班底接管半年後完全掌控局勢是大概率事件。美國不需要大規模駐軍,只需要在頭一年在馬查多身邊放上一二十個特種部隊,在幾個關鍵地點放上幾個營就足夠了。這種軍力部署叫“trip wire force”(拌發索部隊),個別恐怖份子或陰謀份子打不過這隻部隊,有個別人搗亂,這隻部隊也可以鎮壓,而如果委內瑞拉的某個大佬調集大部隊,可以消滅這隻美軍部隊,但這就會觸發美國的大規模報復。

如果美國支持馬查多,因為它入侵主權國家在國際上引起的反對聲音會迅速消失——一個大比例贏得大選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黨派領導委內瑞拉,誰能說出個“不”字?全世界的民主陣營都會擁抱這個新政權,國家的未來的穩定的前景將使委內瑞拉很容易獲得重建石油設施的大量投資。委內瑞拉會迅速向繁榮富足穩定大踏步邁進,成為美國的堅定盟友和拉美的穩定力量和民主範本。

委內瑞拉有全球第一大石油儲量,現在它的石油設施幾乎完全報廢。它急需外部幫助來重建自己的全套石油設施。美國有世界上最先進和全面的石油開採和提煉技術,離委內瑞拉又那麼近,又是委內瑞拉的救命恩人,馬查多和她的政府就是吸了白粉也不可能想把委內瑞拉的石油工業的重建和油田的開採交給另一個國家。所以,美國的石油企業不需要美國政府公開替他們施壓,只需要完全走商業上的競標,就穩穩拿下委內瑞拉的石油。一切都名正言順,波瀾不驚,俏沒聲的,美國就開始大賺特賺了。

但弗拉基米爾要是能走正路,他還叫弗拉基米爾?

支持現政權的巨大害處

川普決定支持馬杜羅的副手、現任副總統羅德裡格斯。他以為這個決定帶來了穩定性。他以為他從推翻薩達姆的歷史中學到了教訓——因為美國在薩達姆後扶植的“民主”政權過於軟弱,沒有得到原來的統治機器的支持,無法在短期內控制局勢,又排擠遜尼派,導致伊斯蘭國趁亂崛起。川普以為羅德裡格斯是委內瑞拉原來統治階層的一部分,軍隊和文職政府肯定會支持她,能保證委內瑞拉政局的穩定。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川普的被天大的ego擠壓得嚴重變形的心智從伊拉克的那段歷史中只能學到:

“美國當年就不應該推翻薩達姆原來的極端暴政,或者在推翻薩達姆後應該讓他的副手接任,維持原來的政權,這樣就不會出現權力真空,讓伊斯蘭國乘虛而入。”

如果以從0(极端腐败与专制)到10(完美民主) 來評分,谷歌的Gemini根據各種統計數據(民主指數、清廉指數、自由之家)算出的現在的伊拉克的得分大约在4分。聽起來不高?土耳其是3分,匈牙利是4分!

雖然伊拉克現在的民主體制裡有很多腐敗,但伊拉克维持着多党竞争和定期的议会选举,确保了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的席位分配,避免了单一势力的绝对垄断,而這就是當年伊斯蘭國崛起的原因。這個民主體制允許伊拉克的年轻人和社运人士积极争取改革,沒有奧爾班這樣的強人完全掌控體制,讓反對派禁言。

在去除通脹因素後,在薩達姆執政的最後五年中,伊拉克的GDP在收縮,而今天伊拉克的總GDP和人均GDP比薩達姆倒台前分別增長了3.3倍和2倍。正是因為伊拉克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對幸福生活有期望,很多年來,伊拉克從國際媒體的注意力中消失了,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恐怖襲擊、種族衝突和示威。伊拉克實際上成了中東的重要的穩定力量,它給其他國家如伊朗的人民展示了民主體制在中東可行,並可以導致和平發展。

考慮到中東地區的文化傳承和民主制度的高度不兼容性,伊拉克實際上做得非常漂亮。

如果當年美國任由薩達姆繼續或他的副手繼續執政,今天伊拉克仍然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國度,薩達姆為了轉嫁國內危機肯定已經發動了好幾場對外侵略戰爭。到頭來美國仍然將不得不介入。被薩達姆或他的馬仔控制的伊拉克和邪惡的伊朗遙相呼應,今天的中東的局面會是什麼樣的噩夢。所以當年美國極其盟友的犧牲是值得的。

當年美國的後薩達姆後策略完美嗎?肯定不完美。如果我們可以將時間倒轉,美國一定會做得更好。當年英、法、美對應希特勒的崛起和咄咄逼人也做得很不好。當希特勒開始吞併奧地利、捷克時,他實際上並沒有發動世界大戰的意圖和胃口。事實上,當他入侵波蘭導致英法宣戰後,希特勒大驚失色,陷入很長的沮喪之中。現在曆史學家的共識是,如果希特勒的擴張行為剛剛開始時,英法尤其是美國就對他發出堅定的戰爭威脅,二戰幾乎肯定可以避免。但我們不會說盟國對希特勒宣戰是個錯誤。它的大方向和結局是相當正面的。歷史上所有大變革鮮有做得完美的。盟軍進行二戰和推翻薩達姆並在伊拉克扶植民主體制都是一個大方向上正確的決定和正面的結局。

同樣看到一場街頭群毆,智者看到恐懼驅使的人生的可悲,流氓學會了“下次打架一定得帶上我那把大砍刀”。弗拉基米爾從二戰中學到的一定是:

“我們就不應該打希特勒。如果不打,現在的歐洲就是純粹白人的天下。”

非常遺憾。

川普為什麼偏偏不支持馬查多?

第一,是他的天大的ego和睚眥必報的復仇心。他覺得馬查多搶走了他的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獎委員會就是把那個獎杯丟進下水道也不會給他,但他的被天大的ego擠壓得嚴重變形的心智不可能明白這個道理。

第二,一個在國內國際上的聲望都如日中天的馬查多腰桿會很硬,不會唯唯諾諾聽他擺佈。在她這樣的偉人面前,流氓本質的川普內心有自卑感,他會渾身不舒服,所以除了共和黨建製派強烈要求的盧比奧之外,他身邊都是黑格賽斯這樣的沒有能力、沒有操守、只會搖尾巴的哈巴狗。

通過支持馬杜羅建立起來的政權,美國就確認了原來的建立在對委內瑞拉人民的敲骨吸髓般殘酷壓榨的體制的合法性——不合法的只是馬杜羅本人,而不是這個體制。那些將領和官員知道,川普只在乎二件事:委內瑞拉不得向美國輸送毒品和武器,必須對美國石油企業敞開市場,其他的只要不鬧出大事他都不會介意。於是這個政權會一邊答應美國的要求,一邊維持對民眾的高壓統治、對資源的掠奪和對人民的盤剝。因為這個原因,委內瑞拉政府將繼續得不到民主世界的承認,反對黨將繼續得到民主世界的支持,委內瑞拉將繼續被世界視為不穩定地區,再加上現在的油價不高,石油公司的利潤有限,還有重建委內瑞拉石油工業所需要的巨資,包括美國石油公司在內的國際資本大概率不會對投資委內瑞拉感興趣。委內瑞拉將繼續是古巴、中共、俄國的活動空間。

弗拉基米爾·川普同志花了美國納稅人上百億美元的錢,為美國、委內瑞拉人民沒有帶來任何好處,相反,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入侵一個主權國家來支持一個殘酷得與北韓不相上下的暴政。從此,委內瑞拉政府的任何暴行都有美國的份。美國成了國際上徹頭徹尾的唯利是圖的惡棍。

在2025年2月的《川普:新時代的任尚》一文中,我談到班超退休後他的繼任者任尚是如何看不起班超,然後在幾年內就丟失西域的故事。

現在,弗拉基米爾剛上台一年,中共已經馴服了他,對日本、台灣空前地咄咄逼人,武統迫在眉睫,普京在烏克蘭節節勝利,現在美國的後院又要糜爛了。

又一枚俄羅斯聯邦英雄的獎章要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