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者們應該都發現了，我對川普和川普主義區分對待。
川普是美國建國以來唯一一個拒絕承認大選結果的總統，是第一個發動政變試圖推翻大選結果的總統，是第一個親敵國首腦屁股的總統。我和他是“敵我矛盾”，我對他深惡痛絕。
然而，雖然我不同意美國右派的見解和立場——這種立場被稱為川普主義——我和他們是”人民內部矛盾“，我理解他們，並對他們感同身受。
在2023年的《民主國家的左派與右派》一文中，我利用我的獨特經歷——我開始是一個標準的極右分子，後來打坐開竅頓悟，變成一個標準左派，所以我同時對兩邊的人都感同身受——揭露了左右派的心理原因。這裡不再複述。建議讀者先讀此文。
川普主義不是川普創造的，他不是造成美國現在大踏步右轉的原因，他只是利用了這個思潮奪權並對其推波助瀾。我的《爲什麽亂世最容易出國賊》一文深度討論了他是如何利用這個思潮上台的。
那麼，什麼是美國右轉的根本原因？
原因一：歷史的必然規律
古今中外，任何大步而全面的思想、體制或科技的革命，都會經歷下面的三個階段：
階段一：一個先進的東西誕生，迅速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許多人其實不懂它，也不一定會立即收益，但處於跟風、怕被社會潮流拋棄的原因，爭先恐後地採用它。
比如滿清倒台以後的民初，新思想如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連阿Q都喊，“革命了，同去！”
階段二：新的思想、體制、科技難免不成熟，有很多過激的成分。許多人在觀念上還沒有調整過來，社會也還沒有適應這個變化，於是人們開始消化不良，很多人開始懷念舊日的美好時光，於是就會出現舊勢力的反撲。假設在階段一新思想已經對社會進行了70%的改造，舊勢力的反撲可能會將這種改造退回到40%的程度。
滿清倒台後，有識之士發現了一個重大的弊端：原來的中國社會有一個穩定的道德體系，就是儒家的忠君思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才華卓越、立志報國的能臣就是這種穩定的道德體系的產物。皇帝沒了，從封疆大吏到普通百姓都沒了效忠對象，老百姓覺得沒必要繳稅了，督軍們開始割據了。於是袁世凱希望回到皇權社會，重新獲得對越來越不聽調遣的督軍們的控制力和社會的穩定。所以他稱帝並不一定是因為世人以為的淺薄的虛榮心。
階段三：人們回到原來的舊狀態生活了一段時間，再次明白了新思想新體制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舊狀態的弊端令人無法忍受。同時，經過這種回調，新思想新體制中過激、過於超前的部分被擯棄，演化得更加完善，各種配套設施逐漸健全。於是人們逐漸開始重新採用它，這次就沒人再想走回頭路了。於是整個社會翻了篇，皇權、辮子、小腳徹底成為歷史。
現在美國的大踏步向右轉就是一個極其典型的階段二。經過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回調，美國會進入階段三，擯棄現在的極右思想，“墨西哥人會強姦你的女兒”、“我女兒因強姦懷孕也必須生下來”等等觀念都會被放進現在盛放辮子、小腳、馬車的歷史博物館。
原因二：左派的傲慢和極端化
左派的傲慢和極端化，是導致今日美國大踏步右轉的第二個原因。要弄懂美國左派的傲慢和極端化的根本原因，我們需要明白二個社會學現象。
1. 社會控制理論
1969年，美國社會學家特拉維斯・赫希（Travis Hirschi）在他的《Causes of Delinquency》（《違法行為的原因》）書中第一次提出了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人並不是天生自律的，且嚴重缺乏恆定的行為標準。只是因為來自社會的不停的負反饋，我們每個個體才會保持循規蹈矩。比如
- 老趙開車太快，收到了$350的罰單。
- 老錢打電話聲音太大，結果在地鐵上被人罵了一頓。
- 老孫脾氣大，和鄰居吵架時推了他一下，下一刻警察就來了。
- 老李在公司酒會上喝多了，跟女同事開了個玩笑，結果被人事部門約談。
一旦失去了這些負反饋，我們出格的速度可能會讓我們自己都吃驚。
海員長期出海時就缺乏這種來自社會的各種反饋。162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巴達維亞號在前往東印度群島的航程中觸礁於西澳大利亞外海的阿布洛霍斯群島。船長與部分船員乘小艇前往爪哇尋求救援，任命康尼斯負責留守在島上的人。感到船長久去不回，為了節省食物，康尼斯和追隨者開始屠殺其他人，數月間，超過百人被殺害，其中包括婦女與兒童。船長與援兵歸來後康尼斯與其同夥在當地直接被審判處決。
無獨有偶，2010年，在山東漁船魯榮漁2682號上也發生了類似的慘劇，因為船長、船東對船員的嚴苛管理，劉貴奪等船員開始殺戮，全船33人最後只剩下了11人。
這兩個例子都展示了一些平時在社會中的普通人一旦離開了社會給他們的各種反饋，會多麼容易出格。
螺旋沉默理論
1974 年，德國政治學者 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第一次提出了螺旋沉默理論（Spiral of Silence），此後它被全世界廣泛接受。它的核心概念是：少數大聲、激烈的發言者會在公共場合中製造一種“主流意見”的假象，其他人因害怕孤立或排斥而選擇沉默。久而久之，沉默進一步強化了大家都同意主流意見的假象，大聲的發言者更加自信，其他人更加沉默。
過去二十年，美國的覺醒文化就造就了這種螺旋沉默：左派因為這種理念政治正確而大鳴大放，偏右的沉默的大多數都不敢發聲，結果每個人都誤認為大家都讚同覺醒文化，只有我自己落後反動。社會控製理論告訴我們，當人失去來自周圍的負反饋時，他很快就會失控。因為左派在推行覺醒文化的過程中沒有收到任何負反饋，他們不可避免地做過了頭，比如
- 不允許用“she”和“he”，只能用they。
- 男性只要說“我認為我是女性”，就可以進入女性更衣室。
- 男性改女性的拳手將優秀的女子拳手一拳打倒，她立即認輸終止比賽，因為“我不想死”。
- 拆除個人操守極高的李將軍雕像，因為他曾蓄奴。如果按照這個標準，意大利應該推倒所有古羅馬遺跡，因為他們都蓄奴。
- 壓制言論自由的取消文化：敢於挑戰woke標準的人經常被抵制取關失去工作。
- 反向歧視：白人如果和黑人水平相同，會招聘黑人。
- 在學校和企業進行接受女權、同性戀權、墮胎權的洗腦教育。這一點中國人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做過了頭。西方文化中只有最基本的首要準則比如人權、民主才會被灌輸，在所有其他的問題上任由個體決定，試圖洗腦會引起反感。
- 孩子想變性不得告訴家長
另外，以往包括共和黨在內的各界政府都對非法移民非常友善。這一點我是贊同的。1845到1852年愛爾蘭爆發大饑荒，整船整船的愛爾蘭人到達美國，哪有什麼護照簽證？美國對這些非法移民敞開大門，今天很多美國人都是當年那些愛爾蘭非法移民的後裔。對前來尋求庇護的逃難者提供避難所和幫助是美國清教徒良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以往各界政府對非法移民友善的深刻原因。
然而沉默的大多數美國人對非法移民的大規模湧入越來越不安。因為沉默螺旋效應，左派越來越自信傲慢，拒絕正視這種不安。
如果沒有上述的各種左派的傲慢和極端化，很多投票給川普的人都不會這樣做。
原因三：全球化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過程中民主黨代表的富人將工作機會轉移出美國，聽任貧窮的美國人更加貧窮。這個題目我在《深度解析川普的關稅戰》裡深入討論過，這裡不再複述。
在這雙重打擊下，美國的底層百姓感覺自己被拋棄，沒人替他們說話，社會朝著一個令自己恐懼的方向進發。
我相信90%甚至99%的將川普送入白宮的美國人不讚成把因躲避貧困和暴力來美國的非法移民說成是強姦犯，不相信他們在吃本地人的貓狗，不讚成抓女人的私處，不讚成嫖娼，不讚成在財務上欺詐，不會在牌桌上明明輸了卻咬定贏了。
但川普是唯一一個站出來為他們說話的可能贏的總統候選人。
這就好像你在大洋上漂流了幾周，眼看就要飢渴而死，這時開來一艘船，放下舷梯要救你，這時你發現船長是一個有政變、欺詐、性侵前科的，你會上船嗎？
我會。
我不會選川普，因為我知道美國遠沒有絕望到那個程度。如果我像那些美國紅脖子一樣以為美國已經絕望到那種程度，而川普是唯一一個替我發聲的總統候選人，我也會選他。
問題是，這些盲流們不懂這個道理：選領袖不能光看他許諾什麼，更要看他的人品。他必須有將美國利益至於個人榮辱之上的操守。像川普這樣的毫無個人操守滿嘴謊言的人絕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
這就是美國和它的盲流們的悲劇。
非常可惜——如果民主黨有川普一半的接地氣的能力，他們也不會輸。
美國還有希望
美國還有希望，但我這個純左派說出的下一句話會讓我的讀者們大吃一驚：
美國的希望在右派中。
在美國右派的風暴般不停歇的進攻之下，美國的左派一潰千裡，一蹶不振。他們幾乎肯定無法在四年之內從那種高高在上的左派政治正確中脫身，降低到美國多數偏右老百姓的高度。唯一一個有點摸到門道的人是加州州長鈕森，但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顯出可以與川普抗衡的潛力。我喜歡桑德斯的為窮人痛心疾首的良心和AOC的爆發性的活力，但他們無法在盲流中獲得共鳴。
所以，在未來幾年甚至十年，美國的希望不在左派之中。
只要川普在任時沒有把美國給折騰死，等他下台了，萬斯、盧比奧、格蘭姆或任何人共和黨人繼任，都會比川普強萬倍。我太太說萬斯比川普還極端，我認為這只是他為了在川普和盲流基本盤面前保持relevance的表演。
他們繼承了美國多數人擁護的川普主義，但他們誰都不會去親普京的屁股，不會驅動美國一國之力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不會朝令夕改首鼠兩端，被普京和習近平牽著鼻子走。像萬斯、盧比奧這樣的有能力、有起碼操守的愛國者，就是未來美國的希望。
等那些紅脖子也最終明白了，川普的所有反保守主義的強力矯正都沒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反而讓他們雪上加霜，等他們對極左的恐懼消散了，等養馬行業者和馬車夫們都在汽車工廠裡找到了比以前更好的工作，美國就會回歸中間。
希望在那一天到來之前，美國沒有已經被盟友拋棄，被中俄擊敗。
做个明白人 